三月二十七日，彭真在《关于整风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中说：“离开哪个个人不行？有那么多死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死了，离开我们了，不是照样革命吗？离开谁都可以，人民都能行，都能活得更好。”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热烈赞扬了所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的崭新的精神面貌。他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正在普遍使用的大字报也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有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说：“今年四月，《鲁迅全集》第六卷出版。周扬伙同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等人为其中的一篇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了一条颠倒历史的注释。这条注释公然同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企图达到为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口号翻案的目的。”毛泽东对江青说：“这个问题存放起来，以后再说。”
四月下旬，彭真在《关于整风和红专问题的报告》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以说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一次，以后的波浪会一浪比一浪低，最后发动不起来了。所以，可以说，去年这一年的斗争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思想政治上的斗争。大家不要老是担惊受怕，生怕再来一次运动。如果总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那么我们也受不了啊！对右派要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一看二帮，不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要当成病人，就像大夫、护士治病人一样帮助，用高度的耐心。”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再一次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毛泽东特别指出：“全党都要吸取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教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在中南海讲话时，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范文澜同志最近写了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
毛泽东刚刚说到这里，林彪插了一句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马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压反革命，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哄堂大笑。林彪当场就举起了大拇指！
毛泽东满面风光地说：“我看事物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我看，十五年后，我们的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就不为建成社会主义大国而奋斗了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要代替大国沙文主义，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是他不很懂啊！”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里充满了自信！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号召“继续进行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只有几个人事上的安排：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补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这对于加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显然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会议还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即《红旗》杂志，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彭德怀听到这些决定后，就对黄克诚、张闻天说：“林彪凭什么直线上升？还不是老毛想利用他了！这个病号多年老不做工作，反而高官加身，这里面的意义你们谁能知道？我就能知道！”
张闻天说：“林彪现在已经觉悟了，对毛泽东的意见亦步亦趋，跟得很紧了。”
所以，就在刚刚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声称：“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会议制定的总路线是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迅速跃进的光辉灯塔。”
当年五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指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离开人民；是党的军队，不能离开党，我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我们要用政治指导军事、用政治指导正常工作。政治是最根本的，政治落后，其他方面都会落后。全军必须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工作，处理问题。”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提出了《关于两种主要从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的讲话意见。他在讲话中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二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一种是表现在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学校分两类，第一类学校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学校是半工半读，业余教育，主要是半工半读。第一类学校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优秀的考上第一类，次一些的就进人第二类。一刘少奇的这一套方案实际是教育的“双轨制”，毛泽东对此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对此表态。但是他同意让刘少奇搞一些试点看一看。
六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
六月一日，由陈伯达任总编辑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中国空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创刊。
发刊词说：“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人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想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
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劳动部对司局长以上干部就劳动工作发表讲话，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想法无实际的条件。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有条件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只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这种劳动会是一种崭新形式的东西了。”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到《北京日报》社，为《北京日报》组织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刘少奇亲自审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发表在《北京日报》。在这篇谈话里，刘少奇提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观点，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只要跟着党走，就能当将军，当部长，在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有些人想把党当成汽车，他自己是开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御党！这种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蟊贼。我们每个党员、革命者、主席、总理等等都是党的工具。不认清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吗？人家随时都在给你敲鼓警告呢。到一定的时候，他会站出来和你清算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
七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统战部会议上说：“帝国主义怕战争，我们怕帝国主义，大家都有些怕。我们是用和平比赛的办法，比垮的办法和他们斗。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现在帝国主义不像打仗的样子。我们应该抓住机会进行和平竞赛，这是符合列宁主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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