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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时说：“最近苏联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差不多各方面的论点，我们都是赞成的，同我们的看法一致。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愿意让苏联的同志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应当很好地发展下去。”
邓小平也在这一次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还有人说话言过其实。就像涂脂抹粉似的，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对一些不恰当的吹捧，党内一部分人就要飘飘然，认为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还没有翻身。要真正达到美国那样水平，我们才吹得起牛皮。”
邓小平谈到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时，说：“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是长期的，但是不能天天说改造，天天弄得那么紧张，就能改造好，那是空想，办不到的。改造也需要潜移默化，是一个长期的思想工作，得慢慢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人民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就反对平均主义和勤俭办社、干部下放等问题作了指示。他驳斥了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人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责难，指出：“广大人民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就在这年的三月，彭德怀紧急报告中共中央：“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农奴主叛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驻军请示讨伐，要求迅速击溃叛匪，巩固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召开军委会议，批准了彭德怀主持制定的方案。此后，在西藏部分地区逐步实现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彭德怀高兴地对毛泽东说：“西藏人民开始从万恶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同时，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材料，说：“达赖叛逃后，班禅集团采取两面派的手法继续潜伏下来，并受到一些人的包庇纵容，继续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反动统治，并继续进行叛国活动。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苏联一些人的配合下，在国际上刮起一股反华的黑风，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诬蔑、攻击和军事上的挑衅，企图孤立中国。他们的这些阴谋必将在中国人民的坚强回击下遭到可耻的破产。”毛泽东指示：“对班禅的活动，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要轻易地扣帽子，那样不利于民族团结。”
四月二日至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工作方法问题作了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办事留有余地；工作要波浪式前进；要听各方面的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和反对武断；安排工作、计划要与人通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地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听少数人的意见和个别人的意见。提意见要不怕杀头，岳飞就是杀了头以后才出名的。我们要实行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内一定要造成一个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展开，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这次全会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原则规定，这个原则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会议公报号召全国人民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全会开过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实现新的大跃进。”
这次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写了一封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农业生产必须从实际的规定（如包产、密植等问题）出发，并指出要节约粮食，储备粮食，反对说大话。总而言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五月五日，邓小平接见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在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总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提出的，并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一套方法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在摸索，探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允许探讨的，谁也不可能事先就知道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样子，总是在实践中逐步地总结出来的。毛主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者。我们对苏共的二十一大总的来说是满意的。”
邓小平在提到大跃进时，说：“我们去年以来的缺点、问题是大量的。大跃进也有大量缺点，两面都要看。有人说是大跃退，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缺点从报上看不到那么多，报上不能讲那么多。报纸说什么事都好，你们千万别相信。我对新闻不说实话这一条很有意见。有些问题是可以公开的嘛。”
五月二十七日，陶铸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杂文《太阳的光辉》，他写道：“人民群众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事业，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通过科学探察，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还有黑点。这就是说，完全没有问题的政党和领袖是没有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一九五九年五月底到六月初，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对东欧数国进行访问。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和赫鲁晓夫见面，帮助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搞共同舰队的计划。彭德怀在访阿期间和离阿赴苏后，多次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毛泽东几次通过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了解彭德怀的活动和言论。刘少奇对毛泽东说：“我对这位彭老兄也是不放心，他在这个时候和赫鲁晓夫打得火热，几乎和高岗差不多了。他对林彪同志当选党的副主席很不满意，在和我谈话的时候公开说：’干事的人没有权，养病的人反而升了官，这可是难以服众的事情。如果中国将来出了事，我看你们究竟是用谁！’他把他自己看得太重了！”
六月下旬，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彭德怀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时，公开说：“现在苏联也在总结中国犯错误的教训，继续下去整个国际共运是会干涉的。我准备向老毛提点意见，劝他不要再头脑发昏了。党中央让他搞得太复杂化了。”彭德怀还对张闻天说：“去年九月后的错误，情况严重，要不是中国人老实，肯定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到了那时，又要请苏联红军来。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能再沉默了，要起来坚持真理，想法子摆脱这些人的控制。只要我们心齐，大家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六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决定单方面地中止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说：“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彭德怀访问东欧的成果，这是苏联要联美反华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得到了我们国内一些人的默契的。赫鲁晓夫想通过这一手来给我们施加压力，把彭德怀这些人捧上台，让他们来指挥我们的国家。你们同意这样干吗？我看没有人愿意卖国的。”
六月至七月，周扬召集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陈荒煤、刘白羽、何其芳、张光年等人开会，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十条意见”，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以后因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使周扬决定先把这个文件搁置起来。有人给江青写信说：“周扬和彭德怀的关系同样是复杂的，周扬等一些人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是支持彭德怀的。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是不谋而合，周扬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讲话和谈话中就表现出了彭德怀的观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复杂，希望毛主席多关注一下文艺界的情况和斗争。”江青对这封信表示了沉默，但是她把信件转给了周恩来。
七月，夏衍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提出“离经叛道论”，说：“我们在电影的拍摄和宣传就是要离开动不动就是革命战争的经文和战争道路，还是要搞丰富多彩的题材，来创作出新品种和新的题材电影。”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引发了彭德怀的事件。
陈伯达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曾经说过：“从一九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