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争论，这就要展开斗争。斗争就要有赢有输，不奇怪。很正常。我是作好了修正主义上台的准备的。”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同陶铸、王任重等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问道：“如果北京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是感觉到要出问题的。现在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获得通过，并以中央名义印发全党。中央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教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同时也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来做出部署。
这个文件也叫《二十三条》，里面强调说：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人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江青在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的时候，曾经列举这段话说：“毛主席的这几句论述，实际上也是阐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的根源和给他们所做出的定义，也给我们怎样采取斗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批驳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观点后，特意在这个文件里再次批驳，指出：“这两种提法，是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段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江青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当时，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定性只是说明了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没有说明他究竟是什么人。毛主席的这个结论也是有所指的。你们还记得我们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吧？其中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就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词句，我们就感到刘少奇是有野心了。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所以，《二十三条》认为，毛主席提出的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一九四九年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
同刘少奇提出的这次运动要解决的种种目标和任务截然相反，毛泽东在《二十三条》里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文件规定：“第一、在这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第二，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毛泽东把“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这个规定作为和刘少奇搞运动的根本区别，划清了他和刘少奇的两种路线的界限所在。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规定：“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亲笔加上了这些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比较长期地蹲点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陆定一看了这个文件后，对刘少奇说：“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鸡零狗碎的，没有什么逻辑性和文章的规法。”刘少奇对他说：“这话不要讲了，以后再说吧。”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彭真依然按照他惯常的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市广大城乡进行工作，防止出现批斗干部的现象。他规定：“批判四不清于部，实际上等于劝善改正，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实行李立三、王明路线时那种过火的政策。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是小会帮助。”他强调核心班子必须“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
他对刘少奇，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该请示便请示，该汇报使汇报，严守着自己制定的“在两位主席之间绝对不搬弄是非”的规定。但是，刘少奇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对他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打电话、经常送文件了。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过后，毛泽东在作了必要的安排后，于三月中旬离开北京南巡。
毛泽东首先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住了一段时间，不停地找当地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分别谈话，讲述党内的路线斗争，让他们准备中央出修正主义。
五月初，毛泽东到达长沙，在长沙九所住了几天，再次召集一些南方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秘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在国际上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现在起，反修的斗争要把重点放在了国内。”毛泽东依次扫视着几个省市的领导人，缓慢地说，“我早就说过，任何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当初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二十二大以后，肆无忌惮地恶化中苏关系，恶毒攻击我，攻击我们党。没有他们的挑动，印度尼赫鲁政府是不敢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我们大举进攻的。同时他们还策动外蒙古同我们闹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等几篇答辩文章，回击他们的攻击。我们当时为了留有余地，没有点苏联和赫鲁晓夫这些人的名字。我们的文章一发表，苏共领导就要我们停止论战。我对苏联大使说过：‘你们不是骂我们吗？我们还有几篇文章没有发表呀？你们批评我们，也要我们进行一下反批评嘛！’从一九六三年七月起，我们才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给轰下台了。当然是他们内部搞的，但是我们把他搞臭了，他不得不挨骂嘛。但是，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最近很厉害了，许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对我搞封锁，大有效仿勃列日涅夫搞赫鲁晓夫的味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吗？我看你们的嗅觉不灵呀。”
毛泽东还依次询问一些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政治局常委里有人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不是吓唬你们，真有这种可能呢。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有历史背景的，有的本来就是王明分子，有的历史上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的多年来提倡资本主义，搞了许多的活动。他们也就是多年来鼓吹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那些人。总之，你们要警惕，要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他从长沙乘专列到达株洲，然后改乘一辆大型吉姆轿车，经醴陵、攸县，在茶陵住了一晚，于次日又经莲花、永新，天黑之前到达宁冈县的井冈山的山腰处茅坪的八角楼。
这是当年毛泽东上山打游击的最初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