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
刘少奇说：“当时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一定的责任，还是把范围再限定一下好。”
毛泽东听取了他和一些人的意见，把题目再次修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重大的修改。实际上成了一篇彻底清算那个时期中央错误的檄文。
毛泽东对江青、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人谈话的时候，指着这几篇文章说：“我看当年的文章的尖锐不比九评差吧？我不仅点了好几名政治局委员的大名，而且用词辛辣、带着极大的愤怒和讽刺、挖苦，是我多年来受压、受欺负的总发泄呀。当时我要公开发表，刘少奇就劝我不要公开，说发表了不利于团结一些人，如王明、博古当然也包括任弼时呀，周恩来呀，还有他刘少奇这些人嘛！”
江青说：“现在可以发表了，不存在着不团结他们的时候了，他们有的已经改正了错误，有的至今还是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嘛！”
毛泽东扫视了一遍江青、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面孔，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想在党内培植自己的山头，以什么一贯正确的面孔出现，我看还是轮不到他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建立人民的军队没有他的份，打天下没有他的什么功劳，二十二年的艰苦战争，他在哪里呢？白区的损失百分之百，难道他没有份？我过去写的文章里，都涉及到了他。我很喜欢我当年的这些文章，无拘无束，充满了火药味，不像现在动笔就要考虑再三。为什么陈伯达写不出《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这类文章了呢？当年的战斗性跑到哪里去了？值得研究。我公开这些文章，就是要向党内和群众说明，我们这个天下是来之不易呢。国家主席是我让出去的，为什么要让？为了更集中精力把党内的事情办好。办好党内的事情就是办好了国内的事情，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的党嘛。我不是为了树立一个秦始皇。有的人以为自己就是皇帝了，就可以到处发号施令了，那我们革命革了这么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再树立起一个皇帝？独断专行，连对我都搞起了封锁，他们想干什么？想走过去‘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路，让外国人来统治我们，岂有此理！如果中国再出了那样的问题，怎么办？无非是再搞一次革命罢了！”陈伯达和田家英听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在暗指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再次修改了这几篇文章，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把原来的标题《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作为副标题。
江青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并详细地听毛泽东回忆了当年的岁月，对文章中所说的各种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她对陈伯达、田家英说：“历史真是有巧合的时候，毛主席在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时候，解决同他们的理论分歧写了九篇文章。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大论战，也是写了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给批臭了，弄得他的同伙把他赶下了台。看来，这个‘九’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胜利的预兆，是个吉祥的数字。”
田家英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纯属妇人之见！毛主席和王明等人的论战，岂止是九篇文章呢！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也不仅仅是九篇文章，而是长期的坚持斗争。就是到现在我们同苏共领导的论战也还是远远地没有结束。”不过，这话他并没有当着江青的面讲，而是和陈伯达闲谈的时候脱口而出的。陈伯达对田家英早就有看法，他把他对江青的不满有意无意地转告了江青，江青对陈伯达说：“对这个田家英，你也要注意了。主席对他已经警惕了，主席这边的许多事情都是他给捅出去的。包括主席的九篇文章修改情况，他都要和书记处通气。这个人对主席越来越离心离德了。”
陈伯达没有敢再说什么，他每天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重点放在帮助修改那九篇文章上。他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看得十分认真：
毛泽东在九篇文章里写道：“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用脱离群众四个字来概括尽之也！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江青看到这里后，对康生和陈伯达说：“主席在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这比起王明那些机会主义者来说，不知超过了他们的多少倍！主席点名批判了王明、博古、洛甫这些人，也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纠正他们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章里指出：“正确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运用的方法，是革命和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具体地讲，红军这种形式是国内战争的工具，执行土地革命任务的，就中国这类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在中国当时，只能存在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和山地，在城市中与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些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即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制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是有许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只有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动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有许多是非法的斗争，也只有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的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之相配合。秘密工作包括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失去了灵魂。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江青看完这些，在笔记本上批示：“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真正地吃透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从而为我们建立了正确的策略。毛泽东制定的策略原则同刘少奇在白区的所谓路线有着截然相反的区别，那就是紧紧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一味地向敌人屈膝投降。”
毛泽东的文章逐条地批驳了王明和其他人的错误后，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封建割据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