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成绩很大’，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她拨通了给张春桥的电话：“你看到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了吗？你仔细地看一看，里面的名堂很多呀！”
张春桥当然看到了，岂但看到，而且是作了精心的研究的。他最关注的是下面的一段：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荒唐！张春桥心里暗暗地骂道：“彭真不学无术，狗屁不通，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反击，说成是什么‘清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见他的政治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和什么苏联等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彭真却在这个文件里夸夸其谈，是他的附庸风雅，完全没有冤枉他！”当江青打来电话，再次提到要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对里面的文字尤其留意了：“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的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垄断地位，而且从此进人一个广大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坚持去……”
张春桥在这段话上面，重重地打上了记号。
他在电话中对江青说：“这个文件的水平非常低劣，包含着反对毛主席的别有用心。我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最好请主席研究一下这个文件。”
江青对他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两遍了，他还想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张春桥说：“我的意见很明确，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反党纲领，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扑灭刚刚点燃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烈火，要把这场革命消灭在星火之中。”
“办不到！”江青似乎轻松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已经研究这个纲领了，很快会有指示的。春桥同志，我认为你又会有用武之地了。”
江青说的并没有错。毛泽东字斟句酌地已经推敲了两遍了。
《汇报提纲》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方针”，写得很简单：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镇压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镇压对方……”
毛泽东冷笑连声：“现在开始讲起‘放’来了，当初批判吴晗的时候彭真和中宣部的老爷们不是设置重重障碍，这也不准批，那也不准点，清规戒律老多嘛，当无产阶级开始发动，资产阶级的气焰受到遏制时，《汇报提纲》要突出一个‘放’，岂不是放屁？”
他怀着鄙视的心情看着这个文件里的段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残反动学术观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作都比较有利。“毛泽东指着这一段对江青说：“彭真们有什么资格讲什么准不准革命的问题，他是在压制左派革命而支持右派反革命！”
江青说：“彭真这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要打击一切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呢，他连郭老这样的人都不放过，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对郭沫若同志也要进行严肃的批判，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在这些权威面前，就是小学生也和他是平等的，要敢于捉他的，捉像郭沫若这样的人。’”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搞批判，我们的革命完全是混战一场。”毛泽东说：“对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也要进行分析。譬如《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里，鲁迅虽然含蓄地批评了张春桥，但是也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和出发点是‘不错的’；他对田军的小说十分厚爱，所以张春桥写了几句中肯的评论，鲁迅就愤愤然了，两者都有正确的地方，并不能说明鲁迅是痛斥张春桥，更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和敌人一样了。告状的人，用意在于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
江青在研究彭真的《汇报提纲》时，再一次地研究了有人报上来的那篇张春桥的文章里面的主要段落：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的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的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我们见到一个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江青看到这里，找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鲁迅引用并批评的那段话：“《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又写另外一部；（二）其他正在写或者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江青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文艺批评，而且出自好心，并没有对田军的作品有任何恶意的伤害。
为什么鲁迅要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呢？
江青再次仔细地研究了鲁迅原文的主要段落：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到这里，我又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