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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正月，世忠、沛霖争盐，战于洪泽湖。世忠遂尽锢西坝栈盐，塞高良涧，以遏运舟。湘、淮军冲涧以通运。唐训方恐生变，因奏其状。世忠既结怨沛霖，亦防官军，率所部北屯五河。二月，寇悉陷世忠沿江屯，世忠留五河不能归，奏纳己官以赎胜保罪。诏夺官，留军。又以江浦不守，请罢，奏以朱元兴统其军。诏仍留任，令坚守滁州、六合。其时，捻首张洛行已就俘斩，沛霖率众至蒙城失所恃，因谒巡抚，请散练归农。
训方示谕诸团圩，沛霖因潜断涡水，绝临淮、蒙城粮道，训方自宿驰还营。僧格林沁已移山东，犹以恐生变为言，请示羁縻。
沛霖扬言僧王杀已降，不足为尽力，即袭怀远，距之，攻寿州，掠颍上，陷凤台，围按察使马新贻于蒙城。练党号百万，然皆乌合，屯聚相持无他技。寿州知州毛维翼者，李续宜所委用，将五百人自卫，本起奔走小使，无文武材，沛霖故轻之。四月，蒋疑学援寿州，轻敌深入，致败。凝学意阻，止屯九里沟，不敢进，毛有铭继之，亦遂合屯，颍州知府英翰遥为声援而已。
捻寇自六安合犯定远，欧阳胜美自庐州来援，寇退南走。周宽世移屯六安，成大吉进颍州，巢、和、含山、冠南渡，天长、六合、来安皆解严。五月，江南水陆军克九洑洲。萧庆衍屯江浦。临淮饷匮绝，训方自食半菽，与士卒均粮。诏袁甲三于陈州募米。甲三遣募之，亳州、大和民团得千石以济军。征淮扬水军，自洪泽湖入淮。李鸿章以太和战事亟，奏留水军。僧格林沁攻淄川寇久不下，朝旨以讨沛霖责之，乃先遣马队至宿州。
六月戊寅，下蔡盗夜开寿州城，毛维翼死之，将帅自曾国藩以下，罚降有差。沛霖西窥霍邱。七月，水军将丁泗滨、王吉率三版船百入淮，清江军将黄开榜率百船继至。李世忠亦遣千人出凤阳西南，训方檄马新贻还临淮，移英翰守蒙城。沛霖增垒夹淮，以断淮水，战船不得行，运道复断。于是水陆军皆焚船烧屯，退保临淮，沛霖以为官军破亡可翘足而待。八月，江北大将都兴阿自扬州遣军二千，以王万清等将之，又遣富明阿将马步二千为统将，以援临淮。僧格林沁遣陈国瑞将三千人援蒙城。国瑞骁锐自喜，至则频战，破蒙城北五圩。沛霖先为外壕自固，凭垒发炮，多伤官军。九月乙卯，国瑞乘雨越壕，身督战，斩退者，军冒炮石，死伤相积，卒不能入城，凡伤死八百余人，乃止不进。富明阿将所部循淮北岸，李世忠增遣万人循南岸同进。时蒙城守军五千人，援军三倍之，余防戍军近二万，诸民圩见官势盛，争反正。寿州乡民田端书等烧沛霖粮台，围其下蔡屯，众至二万。十月，李世忠平寿州东二十六圩，克夏寨。乙未，僧格林沁前军至蒙城，富明阿、陈国瑞、英翰军始合。富明阿言英翰前屯小涧，而蒙城外无军屯，以此劾巡抚唐训方。丙申，训方遣军窥怀远，先攻蚌埠，诸圩皆敛众以过军。
蚌埠寇知势孤，遂归诚，请献怀远赎死。庚子，夜，官军薄怀远，城东门开，遂收怀远。其夜，官军围蒙城者方攻外壕，沛霖自巡壕，跳而颠，从沛霖者斫杀之，斩其头，送王万清屯外。
万清秘之，以巡壕斫死上功。或曰“杀沛霖者，陈玉成旧党也，万清杀之以灭口”云。沛霖死，余众闻之瓦解。富明阿等遂入蒙城。壬寅，收下蔡，悉捕诸苗及沛霖妻、子。
十一月甲辰朔，陈国瑞裨将宋庆挟苗景开至寿州，寿州反正，李世忠亦遣将入寿州，争门相杀，杀朱元兴、杜宜魁。乙巳，蒋凝学收颍上。丁未，毛有铭收正阳关。己酉，凝学军至，不相闻，各隔水发炮相击，其后有铭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以为湘军争功，及诏，讯得其实。世忠亦自领众还滁州，诸客军皆罢。训方循抚诸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于雉河集增立涡阳县城，将大有所治。未几，用富明阿前奏，降官去，乔松年代为巡抚。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三年正月癸卯朔，李世忠移文总督，以所守六城请官军接防，遣散水军，以船炮入官，其豫胜营宜罢，或调令随征，唯命。先是，僧格林沁奏请以世忠军攻寇江南，事下曾国藩。国藩言“提督李世忠为众恶所归，咎有二端一则心迹难测，一则专利扰民。臣于元年接统其军，犹虑其反覆叵测、倒行逆施。厥后搜获寇中文书，中言力攻二浦，始知李世忠实无通贼之事。及其身擐甲胄，驰檄讨苗，若自知不为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者。寿州、下蔡其部将被执杀者三人，李世忠词气逊顺，无往年倔强之态，亦若自知祸谪将至，委婉以求苟全者。
今既新有助顺之功，诚不宜追究既往之事，至于调剿以资其力，臣愚窃以为不可。夫降将骄兵，力有余，则必跋扈而不可制，力不足，则徒坏法纪而反为我累，故借助于人者，行军之大忌也。淮上之往事，惟以官军见轻，而权势下移，今李世忠之部曲，实弱于臣军，奈何欲倚之乎？且僧格林沁尝调苗练矣，迄不应命，反激其变，非计之得也。臣当遵旨，谕令李世忠遣散部众，交还城池，退出厘卡，停给饷盐，将其放还田里，保全末路，以宣朝廷之威德。”奏上，而世忠已有此请。三月，世忠悉发己资及余盐给其军三万余人，人各数万钱，多者数十万，又官欠饷盐五十万包，及修涡阳新城助钱万万，修滁州学助钱五千万，滁州屯田牛种资本银七万，助总督军饷银二十五万九千，呈请回籍葬亲。有诏褒许，江北悉定。六月，江宁复，群捻皆北趋，不复至淮南矣。自苗沛霖之未平，颍、■◆有盗辄以苗党为名，及其死，诸城指顾而定，所谓一夫作乱者耶。世忠为捻巨魁，手杀何桂珍，比于狼子。及其后，度势善变，终享富贵，一门至一品者五人，资产号百万。曾国藩，桂珍执友也，力足以报仇而不能罪，反引公义保全之，世忠其可谓知悔者。
江宁平后八年，世忠游扬州，遇陈国瑞，追衔寿州争门事，诱执国瑞置舟中。国瑞从子呼救，两湖商船以乡情应之者万数。
世忠大惧，舍舟走免。曾国藩案其事，以国瑞强梁、世忠阴很，奏夺世忠官，国瑞故总兵降为都司。江淮之间，复流言世忠谋叛，诏国藩访察。乃遣人至固始，探世忠所居，则堂上设义塾，竹篱堇垣，与乡农杂居，群疑乃释焉。
援江西篇第十
直省分疆，同于一统，而其私财力也甚于列国，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张芾、蒋文庆委祸江南，而寇难踵至，或死或困。
智者鉴之，则曾国藩治水陆军，以应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庆，肫肫乎其忠乎，燀々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无闻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为也。所贵乎豪杰者，为其能开拓心志，转移俗人之风尚也。然而陈不占习勇而蹈义，曹参画一而作歌，前事之师，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无争衡上国之志，咸、同以来，天下莫强焉，朝夕应人之求，而己日富强。巡抚、布政使虽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见，见湖南省例不如彼，则亦治兵筹饷，以待四方之急，岂非骆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抚湖南，境内之不能防，其后纵横四出，无功之不立，鉴覆辙、知改弦故也。江西与湖南唇齿，自曾军出时，谋者已言当出军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韪其言，以力不足故罢。未一岁，湖北、江西并沦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军，尤倾国以事江西，殆所谓收之桑榆者耶。乡使秉章不听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说，则湖南之亡可待也。湖南亡，而曾、胡湘军亦终困踬漂散，无以自固。然则洪寇之灭，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论者曰“此非愿所及，会有天幸，乘国运，禀庙算耳。”则江、浙何以倾覆，闽、广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诬哉？
咸丰三年，江忠源守南昌，罗泽南往援，将兵勇几四千，虽无大功，而湘军习战自此起。
五年，临江、瑞、袁、吉安陷没，湖南东界尽邻寇。广东土寇复出郴、赣间，欲合大众。刘长佑、王珍等军转战酃、郴，江西巡抚频奏调刘长佑。十一月，郴寇平，长佑回军屯醴陵。
十二月，诏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饷粮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东北至平江千余里，壤地毗连江西临江、瑞、袁，民气积弱，遇贼辄靡，多迎导、纳贡，民、贼合为一，官驿不通。
然袁州地居总要，距临、瑞、吉安道里适均，邮旅通行之路也。
楚军赴援，当先规袁州，然后东北可以援瑞、临，东南可以援吉安。刘长佑所部千五百人，增五百，则为二千人，二千人易办，然未足以战守也。臣今悉征南、北劲军，分隶刘长佑，期会醴陵、浏阳，两道并出，以厚其力，则江西得援兵之效，而于湖南窘蹙之局势亦翩然舒展，进退自如。”乃增调萧启江军，与长佑合五千人，长佑进萍乡，启江进万载。未发，而袁州寇轻骑略萍乡。醴陵屯将毛英勃躬率所部三百人，约田兴恕军四百人，往争城。兴恕后，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芦溪不进，英勃计曰“我兵少，待其至而合围，势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锋，则寇不敢轻来，待大军至而进，彼气夺矣。”萍乡民见援军三百人敢前攻，皆以为神兵。寇散居民村，蜂出御之。英勃搏战猛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