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方劝陈维高有空应该多出来聚聚，逢着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就组局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拖家带口也没关系，媳妇儿们领着儿孙们去大棚里采摘金灿灿的南瓜、红彤彤的草莓以及各种形状不同大小的西瓜，他们这些老男人便可支一个折叠导演椅，扣上帽子，甩下鱼竿，美其名曰垂钓，其实有时候聊天声儿大得把鱼都惊了，有时候太阳底下好睡眠，呼噜打得整个池塘的老男人们都钓不着鱼，也睡不着觉。
陈维高听着，摇摇头说：“还是你逍遥，我比不了。”
“这才喝了几杯，就说醉话？”董方揶揄道，“外头人都叫你‘石油总管’，大权在握，哪个不巴结奉承着你。小安姑娘，你说是不是？”
若小安轻轻一笑，说：“高处不胜寒。人各有活法，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互相羡慕。”
在那么大的上市公司，陈维高是名副其实的“三权归一”，即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真正的“一把手”，大权独揽，董事会形同虚设，所有决策程度都成了瞎子戴眼镜。所以他才能大手一挥，在四十分钟内就同意出资两亿元入股那家人寿公司。
但，万一出点什么事，必然就是他一人全部兜下了，甩也甩不掉。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陈维高毫无压力，那才是假话。
谁知，陈维高听了这话，扫她一眼，然后大笑着说：“老董你知道吗？昨天在记者会上，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他说：由我来定！”酒桌上的另外两个人一听，都笑着不说话了，陈维高看了看他们，大笑着站起来拍了两下桌子，说，“昨天我讲完那句话，现场的反应跟你们现在真是一模一样。有意思。”
“你太高调了。”董方终于说了出来。
陈维高没有接话，只拿起杯子轻轻跟若小安放在桌上的酒杯碰了碰，然后一口喝干，缓缓舒了口气，这才说道：“人啊，确实各有活法。不是我自己要狂妄，而是体制给了我狂妄的权力。我在这个位子上，有这种权力，为什么就不能说那句话？”
“有人会不喜欢。”
“我还需要在乎是不是讨人喜欢吗？”
“上半年的新闻我还记得，有记者爆料说你们公司大堂里的一个吊灯价值五千万，你出面澄清，不是五千万，是1020万。老陈啊，你这是何苦呢？对那些仰着脖子专等着你出纰漏的人来说，五千万和一千万是一样的。你真是完全没必要实话实说啊！”
“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一千个亿，我买只一千万的吊灯怎么了？难道要我坐在金山上吃糠咽菜？如果我真这么做了，那你立马就叫中纪委的人来查吧！一查一个准，解开遮羞布，底下一群大蛀虫！那些一年都存不了三万块的小市民，就敢买下价值三百万的房子。我比他们要理智吧？”
“你还是老样子。”董方无奈地笑着说，“像你这样的性子，能在官场上平安无事地走到今天，还步步高升，真是奇迹。”
若小安一惊，这得是怎样的关系才敢说出这种话来。
不曾想，陈维高大笑着，毫不在意地说：“知我者，董方也。”顿了顿，他又补充道，“不过事在人为，奇迹也是人创造的。”他很强硬，而且显然很难被谁劝服。
对付这种百炼钢，只有化为绕指柔才可以吧，若小安想。
第40章 天塌了也得活下去
陈维高当晚喝多了，秘书来把他接走了。若小安从董方那里得了一方端溪青蛙砚，准备回去送给杜天青。目的达成，她便也告辞了。
但是，那一晚的所见所闻，对若小安触动之大，实难想象。
难得董方不见外，在陈维高走后，跟若小安聊了很多陈年旧事，都是关于他和陈的。
改革开放初期，董方被抽调到省经济开发协作办去帮忙。那个机构是由省里几个部门和院校科研等单位派员组成的。他分在省科委的科技组，临时与陈维高，以及一个叫赵挺的文员一起办公。陈当时是副处长，和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桌跟赵挺面对面，一侧加了董方的案头，三人围坐。办公室简陋狭小，窗外一堵璧岩，光线昏暗，三个正值盛年的青年却常常笑得阳光灿烂。
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社会风气尚属朴素。陈维高是省委书记的儿子，赵挺是山区农家子弟，而董方的父亲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臭老九”，他们三人却意气相投。
董方告诉若小安，当时他对赵挺的印象是厚道，对陈维高的印象则是朴素。陈的个头是三人中最高的，总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一单一双，看人时总是很平和，喜欢肩背军用书包，穿黑布鞋和洗得发白的立领蓝制服。
当时，董方最佩服陈维高的一点，就是他的一口标准普通话，董方自己说不好，一张嘴就有江南口音。
赵挺的个子虽然比不上陈维高，脸却长得最英俊，深陷的黑眼窝，鼻梁笔挺。董方感叹，他这辈子，就只交了这两个挚友。赵挺寡言谦和，陈维高活泼好动，又善于发表见解，知识面广博，虽然年纪最小，但私下里也是三个人的头儿。
董方和赵挺同是文革老三届的老高三，而陈维高是新三届末代知青，大学时他们是前辈工农兵学员，而进了职场，陈维高成了他们的领导。
遥想当年，董方说，真感觉现在是换了人间。那时，他每天准时上班，常在走廊里看见“陈处长”已经拎着热水瓶去打水了。他们喝的上等好茶，也都是陈维高私人供应的。这就是他们的领导和大哥。
但办公室相处的同事，无论有多么合拍默契，总有一种公务式的面具和礼貌的距离。董方走近陈维高，真正与之成为君子之交的机缘，是一次公务出差。
那年冬天，副省长带领专题考察团，从北京回东州时，除了副省长和几个厅长有软卧，其余都只有硬座了。那个年代运力严重不足，乘火车就像逃难，超载嘈杂乱糟糟。列车员的脸比手握“生杀大权”的高官的脸，还要冰冷。北京到东州，特快也要一整个昼夜。
列车到天津时，陈维高一个人磕磕磕碰碰挤出去了，然后团里的其他专家和年长者都相继被换到了硬卧。陈维高回来对董方他们两个人说：“实在没办法了，还少三张卧票。我没事，你们可以吗？”
董方估计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父，起了很大作用，才解决了他们这个大团那么多的卧铺票。
董方他们自然也说没事，陈维高就又掉头通过拥挤不堪的过道出去了，挤在过道上的人都对他怒目粗口。火车开动了，还不见他的影子，他们两个人正着急，却见陈维高手里举着一个口袋，腾挪转移着过来了，他不停地向过道上的人致歉：“对不起、请让让、对不起……”
到了跟前，他开心地把两瓶东西递给两个哥们儿。哇，酸奶！
那时酸奶可是稀罕物，白底蓝花瓶形状古朴。于是，三个人在“断水断粮”的恶劣硬座环境中，靠着这瓶酸奶的能量，彻夜无眠坐回了东州。董方说，尽管以后他一直很注意搜罗各种青花瓷，但再也没见过那样美的瓶、那样好喝的酸奶了。
火车上的那个无眠的夜，董方回忆说，并没感觉漫长和疲惫，或许正是由于陈维高给他们讲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停课大革命大串联和老子牛棚儿造反，插队黑龙江伐木打猎偷鸡爬火车，珍宝岛战事和“四五”天安门诗抄——那代人相同的经历，在他的叙述中却显得与众不同，杂糅、神秘、吊诡……
事实上，陈维高早年曾因卷入一桩所谓的“总理遗言案”而被四人帮关押。当时，一个远离京城的东州青年蛐蛐儿，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模仿总理的口气写出了一篇“遗言”。有意思的是，当蛐蛐儿告诉这帮朋友，这份遗言是总理亲笔写的，他只是从别人那里抄录而来时，竟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每一个都在快速抄录，然后疯狂传播，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陈维高就是蛐蛐儿的朋友之一，也是传抄者。当革命理想主义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崇高的人生准则时，青春与革命的相遇，总是会产生许多难以言说的英雄主义激情。它有些荒谬，但荒谬中又浸透了神圣和庄严；它有些天真，但天真里又沉淀了许多智慧；它有些忧愤，但忧愤里又镕铸了太多的爱和热血。
陈维高身上烙着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在个人与历史之间，他们总是渴望将自己插入历史最前沿的部位，以旗手的身姿走过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将一场闹剧上演成一曲神圣而庄严的正剧。
但历史并不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而是伴随着种种难以预测的潜流。事件发生后，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指示：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于是，围绕着蛐蛐儿，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随即在全国展开，七个家庭卷入其中，也包括陈维高一家，他们以“保护性审查”的名义，被秘密逮捕。
这场灾难的结果是，所有卷入其中的家庭都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所有被审讯者都经受了一次生死炼狱——大耳朵自杀未遂，手腕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因为越狱被哨兵的尖刀刺中，离心脏只有两厘米；瓜子变得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而蛐蛐儿本人则因为服用安眠酮成瘾，开始出现行为失控……即便亲近如董方，也未从陈维高口中探得关于其在狱中亲身经历的点滴。他谁也不肯说，烂在心里了。
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不久四人帮垮台，蛐蛐儿也因此被树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同时被列入接班的第三梯队，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但不幸的是他身体出了问题，据说是在狱中被打坏了脑子，最终在福利院里度过余生。
那晚在列车上，陈维高从个体亲历引发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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