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
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
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
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天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
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
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2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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