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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姜文时常讨论戏。只是偶尔谈到接吻的戏。私下里我们约定要求对方拍这种戏时谁也不许笑场。一笑就再也拍不了了。要不就不拍，要拍就把它拍好，我们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这一天终于来了。首先肯定，姜文是我愿意与他拍这种镜头的演员。也许是他的优秀？也许是剧情的原因？也许与别演员拍这种镜头我会坚决拒绝？说不准。我摩拳擦掌，掩饰我的紧张心情，看起来好像在拍武打片。机器开始转动。我们俩谁都不动。一英尺、二英尺、三英尺……胶片在机器里跑得飞快。周围鸦雀无声。可能大家都在为我们紧张？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来。”今儿个就死在战场上了。
我们开始接吻。满脑子杂念乱想：我的角度对不对？机器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头偏一点？对，偏一点，刚才左侧太多，现在要转一下，手要放在他脖子上，这样看起来更投入。是不是导演在喊“停”？是吧？……突然听到一声大叫：“停！”我们停下了。
嗨！导演已经喊了第二声“停”了我们才停下来。我有些狼狈。假装松弛用余光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异常。谁都知道这是艺术创作，是在拍戏，不可能有什么大惊小怪。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才发现拍戏和实际是不一样的。记得过去问过一位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与女演员接吻怎么样？他就说过没有什么感觉，总是在注意姿势、剧情，在表演。不同。当时他说这话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想问问周围我们刚才接吻的镜头演得怎么样？话到嘴边几次不好意思问。
有了开头，后面的戏就顺了。随着接吻，拥抱啦、上床啦、摸肚子啦各种花样我们都演了出来。接吻也接出了不同的方式，组里的人都说，胡玉音和秦书田的戏越拍越精彩了！
“芙蓉镇”－－－我和姜文2
我和姜文的关系开始在变化。总之和一般人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说不出。就是比跟别的人特殊些、亲近些。简直想不到我这个大明星竟会与一个戏剧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棋逢对手，相得益彰，还时不时比我出色，我们的创作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自认为是中国顶尖的演员。清高自傲，觉得已无敌于天下。时常口出狂言，感叹过多少次“无敌最寂寞”。心里常常想：“只要出现一个比我强的演员就不拍戏了。”
在此之前，由于近十年马不停蹄的电影生涯，我对这一行已产生了强烈的腻烦。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讨厌应酬，讨厌记者，讨厌拍照，讨厌人群。讨厌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讨厌眼睛盯着我的脸看，讨厌签名，讨厌摄影机摄像机……我其实也讨厌拍戏。
我几乎和每一个记者吵架。只要听说是访问，对方一掏出记者证，我的脸立刻拉了一尺多长。记者们不明就里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当然会跳起八丈高，骂我一个狗血喷头。狗血喷头之后的我又变本加厉，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形成一个恶得不能再恶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我也和记者吵架。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对外政策。
那一次我们专门去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前我给自己打了不知道多少预防针，干什么得吆喝什么，千万要忍住烦躁，把这个记者见面平安完成，既然当了明星就得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坐在一桌。我摆出平和的面孔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记者提问，等了好久没有人讲话，我抬起头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一个会国语的记者说：“我们在等你看报纸啊。”我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刚放下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溜够，然后才放下报纸说：“开始吧。”
最后记者要求和我拍照。在大陆我最烦有人要与我拍照。可这是在香港。我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在坐下之前还是那位记者说：“刘晓庆，我们是看得起你才跟你拍照。”镁光灯一闪我立刻说：“是你要跟我拍照不是我要跟你拍照！”说完站起身气冲冲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我锁上门自我调解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我想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会骂我了。我已把头皮绷紧以抵抗那舆论的攻击。走过报摊偷眼一瞧，咦，没有。结果我们不打不成交。那位记者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在自贡，我和另一位香港记者又大吵了一架。差点没有打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回来。对当时我用恶劣态度对待过的记者们甚至抱有感激之情。他们都成了中国当今的大记者，许多还担任了主编。他们已是中国新闻界的栋梁。回想起他们当初居然能够忍受，我实在是佩服不已。不过除了那位自贡记者以外。
说实话，和我正面交过锋的记者已不计其数。我对拍电影的厌烦，更主要的是对当电影明星的厌烦已到了极限。假如不是谢晋导演，假如不是《芙蓉镇》，假如不是姜文这些好对手，我不可能有澎湃汹涌的艺术激情，也不可能有新鲜的好的创作心态。
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了。我觉得已拥有了太辉煌太丰富的人生。直到姜文有一天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和他吵架。吵得不亦乐乎。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他坚定而自信地反复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我的地位稳固得很。改朝换代在导演界也许有。在表演界不存在。可是，我的感觉又在告诉我：要注意他的话。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他说：“你们电影演员好比是开了一辆好车。可是驾驶技术不怎么高明。”狗屁。你们话剧才是戏班子，票友，不思变革，路越走越窄。我反驳他。有好车为什么不开好车？偏要去开老爷车？那不是笨蛋是什么？
他说我的作品也就那么回事。我说你的作品呢？除了《末代皇后》谁知道？还不是电影好。他给我大谈北京人艺，大谈人艺的演员于是之、林连昆，气得我说你怎么不去跟于是之结婚？
吵来吵去我们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他为我敲响了警钟，使我重新思考，我使他纠正了偏颇，为他后来热爱电影甚至以电影为生命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时常吵得不能拍戏。经常是一边试戏一边走位置一边辩论。等到光打好，板打过后，导演喊：“开始——”我们不约而同地喊：“等一会儿！”然后气咻咻地赶紧调整情绪，以适应戏里谈情说爱的气氛。
组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磋商表演，相互之间也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随便。没有人管我们。
在王村，影片质量是第一位的，男女主角关系好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
陈国军当然有所觉察。不过他仍然是我的中心。他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位置，总是有人占着。无论是谁只要他占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主人，我就会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为他服务。这一点陈国军非常明白。他曾经下评论说，对付我这个人是“近者胜”。
我仍然玩命地联络、组织拍摄陈国军的新影片《大清炮队》。
《芙蓉镇》的外景工作刚一结束，我就与陈国军去了广州。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孙长城又一次帮助了我。他很快通过了《大清炮队》的剧本，下达了生产命令。
我们立即扭头直奔北京，开始组建制作班子。选演员、分镜头、美工设计、服装设计，整天忙碌，《芙蓉镇》又远了。
一反胡玉音温柔内向的个性，又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制片人。吸取《无情的情人》的教训、凡事冷静、果敢，三思而后行。直到一天无意中看到新来的《大众电影），上面整整一页是《芙蓉镇》影片的剧照及工作照，才猛然想起我正在拍摄的巨片及组里的朋友们，看着照片我足足愣神了十几分钟。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芙蓉镇》。全组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中，拍摄内景。小别重逢，大家都高兴异常。握手言欢，畅叙别情，秦书田、李国香、黎桂桂、黎满庚、五爪辣、谷燕山……一个个《芙蓉镇》里的人物走了出来重现在眼前。我却恍如隔世。就好比他们是“洞中才数月”，我是“世上已千年”。《芙蓉镇》外景时还在酝酿、构思的《大清炮队》，在《芙蓉镇》内景还没有开拍时已经正式建组了。一部新的影片又在开始制作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找回了胡玉音。
倒下身上竖起的刺，收起伸出的利爪，重新把自己裹进胡玉音与秦书田苦涩但却甜蜜的温柔乡中。
每天都有无数表演上的精彩段落出现。每个镜头拍完都惊叹自己竟有如此收放自如的才华，我陶醉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
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沉睡。“喂？”睡意朦胧，我的声音充满了被窝味。是姜文。
他的声音冷酷，充满了愤怒：“你结婚了！”我没有回答。
“说——实——话。你是不是结婚了？”我醒了。心里嗵嗵地跳。
“关你什么事？”好半天后我说。
“你为什么骗人？”姜文喊起来。
“谁骗你了？你问过我吗？”我也大喊起来。
“我马上过来。”他说。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场。吵得嗓子都哑了。第二天早晨在拍摄现场，胡玉音与秦书田充满了柔情蜜意，“演英雄学英雄”，我们已经把扮演的人物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戏怎么可能拍得不好？秦书田和胡玉音怎么会不双双得奖？不得奖才是怪事。
心明眼亮的谢晋导演利用了这一点。在现场对演员的启发准确而又有深刻的寓意。比方说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好要开拍之时，他会悄悄叫人把姜文找来坐在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