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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红楼梦》剧组要拍内景，内景搭在北影厂内。由于《红楼梦》的总监制是汪洋，他们也在制定方针。新厂长宋崇不停地找陈国军谈话，要陈国军保证不影响摄制组的拍摄工作。陈国军向厂里保证拍摄时不来找我。组里还给我一辆专车，车让我自己去租，于是我请了我熟悉和信任的在《春桃》组就为我开车的司机小李。
千般计谋万般防范，我终于在深圳体育馆颁奖大会上粉墨登场。下飞机后坐上一辆专车开到一个秘密住处，接着又顺利地到达指定地方。大会一直得到报告：平安无事。
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我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那在八年前就该得到的电影《原野》女主角金子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个角色我已在法国电视台获得过最佳女演员奖。
八年前，我们拍摄了影片《原野》。这部影片在完成后成为国内及海外当时最轰动的大陆电影。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是中国大陆“文革”后第一部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电影。可是大陆的观众不知道这些。因为这部影片在出品的当年，就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发行。虽然不允许发行，可是“上座率”非常之高，录像带作为参考片组织内部观看，《原野》这部影片的影响遍布全国。
八年后，《原野》终于批准公映，“百花奖”选票纷纷投向我的名字。《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
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奖杯，他紧紧拥抱我表示祝贺，然后我缓步走到话筒前面。此刻站在台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高兴我又一次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静场片刻，我开口说。一阵掌声像海风刮过。
“我已经是第四次获得百花奖了。”我接着说。又是海风阵阵。
深圳的观众真是热情而又礼貌，我同时想。干咳一声，我大声说：“不过这个奖假如是八年前领到，我会更高兴。”说完鞠了一个躬，下台。暴风雨般的掌声骤起！
我的喉咙又被升起的一团东西塞住，眼泪又好像要掉出来。最近我动不动就来这一手，不会是得了喉癌吧？
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平安无事。接着去参加大会举办的酒会。
酒会的情况和我们预先想到的完全一样。刚进大门我就被香港记者及各地记者团团围住，我一边快步走，一边飞速回答问题。组委会全体上来维持秩序，问题太敏感尖锐，我就巧妙地绕过去，会场上就像是来了龙卷风，那情景令我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喧嚣声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离婚的问题。这正是香港报纸每天的新闻。对这种问题我当然总是听不见，或是听不清，或是听不懂广东国语，或是被人踩了脚没有听到。幸好大会事先安排好的作战方案里有一条去酒会见记者限定时间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被推推搡搡到了安全地带。我一边提高跟鞋，他们一边整领带拎衣服，大家盛赞这个作战方案的英明正确。
乱哄哄闹了一场，拿着奖杯我回到了北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我们都虚惊了一场，简直是杯弓蛇影。想起由于我一个人给大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对大会怀着深深的歉疚。
我总是歉疚，我得了歉疚病。
从女厕所狼狈出逃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
王熙风又重整旗鼓，去大观园里报到。
化装室里叽叽喳喳，夫人们、小姐们、老祖宗、老妈子、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迎春、惜春、探春，嘻嘻哈哈打成一片，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歌舞升平。
我用凤辣子的特有眼光凌厉一扫，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把心放到肚子里，抱着大家狂呼乱叫起来。
大观园是场地外景，搭在北影院内。怡红院、衡芜院、潇湘馆……一个个小院层峦叠蟑，既气派又雄伟。看样子大观园里的“姐们”都知道我的事，可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不说她们也不问。
好像从地下的囚室里出来放风，整整一天我都在现场撒欢。和大家胡侃神聊，拍摄现场里笑声阵阵。眼看着夕阳西斜，我的心开始沉重。一边拍戏一边往门外偷看，越来越心神不定。同时不停地安慰自己，别犯疑心病，上次领奖会自己那么紧张犹如惊弓之鸟，结果实在是多此一举。在这里可不能再“狼来了”。
突然间晃过一个身影，心里“咚”的一下赶快瞧：陈国军等在那里。我的妈呀！一下子我扑到地上，就像是炸弹刚开了花。一时间，丫环、婆子平素与我相好的演员们奔走相告，我蹲在那里半天出不得声。
卸掉钗环，脱下裙据，在“姐们”的陪同下壮着胆子走出摄影棚。我的车停在那里。司机小李点点头，手指指旁边。我顺着他的眼睛一看，陈国军抄着双手，站在车门前。
回头望望，汪洋厂长跟在我身后。平素说我总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不，狼真的来了。我打开门上车。陈国军关上门不许我上，快步统到另一车门一溜烟钻进车内，陈国军站到车头前。车开始发动，车轮空转，陈国军顶在前面，大有欧阳海视死如归的气概。汪洋厂长义不容辞前去劝解，陈国军将他推到一边。
人群越来越多；都在观看这场表演。新厂长宋崇闻讯赶来，新老两位厂长一起解决问题。表演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看得有滋有味。无奈何我开门走下车，像为了保护群众而从容走出行列的革命志士。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和你谈谈。”我说：“好，我们现在就谈吧。”他说：“不，我要单独跟你谈，我们回家谈。”“那我们在北影谈吧。”“不行。跟我回家。”“那不可能。”我坚决地说。
两位厂长又出来打圆场。劝来劝去从摄影棚里又拥出来几个《红楼梦》组的剧务，连哄带拖把陈国军推到一边。我跳上车跟小李说：“走！”车轮刚一转动，陈国军拚命挣脱大家又站到车前面，随着刺耳的一声刹车尖叫，我的头猛地撞到前面的椅子上，头昏眼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后新厂长来劝我，是否可以去他家谈。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只好下了车跟着厂长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去宋崇家。
宋崇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我们谈了些什么已记不清。印象中不外乎是回家不回家离婚不离婚的纠葛。此时的我，对婚姻已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动摇。谈话肯定是不果而终。因为太晚了，我只有在宋厂长处住宿。
一夜辗转难眠。我睡在他家的客厅。客厅的墙上有一只漂亮的时钟。我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那只美丽的时钟。那时钟不与我同样的心情，一直“滴滴哒哒”无忧无虑走个不停。这还不算，它每到一个小时大唱一支欢乐的歌曲，每到半个小时哼一首高兴的小调，气得我一会儿翻起身瞪它几眼，一会儿蒙头拚命睡也毫无作用。
第二天一早，我深一脚浅一脚神魂颠倒地走到化装室，昨日的昂扬已没有了痕迹，看我霜打了似的，大家也闭嘴敛声。一边化装我一边打瞌睡，头一点一点有一次竟然磕到了桌边上。不是化装师及时扶着我，肯定变成水牛长了犄角。
连续几天天天如此。每天戏快拍完陈国军总在等我。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尽管加强了保护，好不容易冲出阻拦，车开出了北影厂门，可已夜深人静，我和小李都筋疲力尽。只有在大街上停车冥思苦想，今晚上到哪儿去住呢？小李总是默默地等着，等我想好了去哪里住，他再送我去那个地方。再后来干脆借了一套被褥枕头放在车屁股后面，想好了去处，开车到朋友家，一进门打开被褥倒头就睡。
每天拍什么戏说什么台词，镜头一演完我全不记得。在开拍前打灯光时站在机器前脚直打晃，一拍完穿着服装带着满头满脸的刀刀叉叉，赶快找个地方一躺。有一次差点有人把脚踩到我的身上，她以为地上花花绿绿的一团是哪位演员不经意把衣服随便乱扔了。
此时姜文回到了北京，每天在北京满大街乱转拍摄《本命年》。时常，他正在酒吧间“追”程琳，得到我危急的消息，扔下程琳跑去四处打电话，再不就是拍主人公被戳了一刀的场景，姜文浑身洒上血浆躺在地上装死，一切都准备好马上要开拍，听说我又被围困，他立刻“诈尸”，浑身鲜血淋漓跳起来指挥人马，组织并派出营救我的队伍。
好不容易熬到了《红楼梦》去苏州拍外景。
我已吓得魂不附体。
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摄制组先拍完了其他演员的所有镜头，计划等我到达时把我的镜头一天抢完。
战战兢兢壮着胆子到了苏州。陈国军已经早一天等在组里。一听这消息，我扭身又往机场跑，制片主任拉着我安慰说，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组里已有了妥善安排。
听说他已经住了一天。有时间就控诉我，讲血泪史，周围聆听的人无不泪流满面。他说，只是要我回北京去好好谈谈。消息之灵通，情报之准确，我怀疑组里肯定有他的“内线”。
没敢去房间，我直接去了拍摄现场。现场是典型的苏州园林，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好一个静幽幽的小院。全部几场戏都在这个小院里拍摄。夜景。我们从晚八点开拍，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天明。
陈国军就站在院子当中假山这个制高点上。雄赳赳俯瞰全院的一切。事先他已观察好全院只有唯一的一个小门是出口，于是他严密把守着小门的方向。只要我往门口走他会立即跟在后面，扭头往回走他再回到假山上。事前他已向谢铁骊导演保证过，拍摄时决不打扰我，拍完后怎么处理他说要随他的便。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镜头一个接一个拍完。不由自主我打了一个哈欠。斜眼一瞟，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