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 第59部分

现在的状况是我没有偷那十八万的税。这一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然全国上下都不明白，可是你们心里其实比我更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裁定呢？　

是不是你们觉得既然事已至此，报纸也登了，如果再改变无异于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下不了这个台呢？要是我就不会在乎这个。不过我理解你们。我不会打翻天印的。我们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大家都体体面面地过去行吗？

也许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承认错误形象才更高大、更雄伟呢。　

后天，不，也许明天，我就要和青岛税务局见面了。听说我的案子是市南税务分局在管。又听说主办人是青岛税务局的一位处长。青岛税务局和市南税务局在一个楼办公。　

唉呀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我去申报税会不会记者、群众铺天盖地而来啊？要知道我对这一点怕得要命呢。　

临行前再三嘱托律师们务必要将这一点安排好。悄悄地进去，万不可弄出动静来。　

想起毛阿敏去税务局交税那份热闹，我的后背就直出冷汗。要也是那样的场合我扭头就走。豁出来抗税到底，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再不然就大叫大嚷。该说什么说什么发表我的演说。破罐子破摔图它一个痛快，捎带着把那些记者也骂一顿，最后一定要声泪俱下像戴安娜那样对记者说：“是你们使我痛苦！”作为精彩的结束。

可是报纸也不会登啊。我这么热闹还不够他们看西洋景呢。还是静静地好。不要出声。把自己包裹起来，申报完了税就走。税务局说不定也愿意张扬，还不知道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呢。　

唉呀，我好累好疲倦啊。真的再没有力气在这个漩涡里挣扎了。你们就可怜可怜我给我那张纸吧。上帝你保佑我吗？　

飞机徐徐降落在青岛。　

帽子压得低低，对周围的指指点点以及四面八方传来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一阵风似地出了机场。　

律师们同侨办的一位张仁光处长，还有我的朋友贝贝，在机场迎接我。　

顾不上与大家打招呼，我飞快地钻进汽车，把头埋在前面座椅的靠垫上，汽车立即起动。　

十分钟后，我慢慢把头抬起来。啊，青岛，我又来了。　

律师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来接我的贝贝是大导演凌子风夫人韩兰芳的侄女，《春桃》中我们摄制组的场记，与我和姜文相交很好。青岛侨办的张处长是她的朋友。

为了避免毛阿敏在税务局交税所有记者、摄影机一拥而上的悲剧重演，律师们在我来之前已与青岛税务局，更准确地说是青岛市南税务分局进行一番交涉。

鉴于我这次来青岛暴露给新闻单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们建议能否选一个中间地带见面。税务局坚持要去税务局申报，不过同意安排在远离市中心的小税务所进行。也表示可以作好一切保密措施，绝对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时间定得很早，可以在税务所人员上班之前先到达他们的会计室。　

具体日期是明天早晨。七点半，青岛市福山税务所。已完全弄清楚了行走的路线。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由青岛税务局发出了“税务违章案件处理书”，直至五个月之后，被处罚人刘晓庆才被通知前来申报。　

一切都颠倒了。

在青岛税务所的重要一幕
明天，重要的一幕即将开始。　

当晚，我们就住在贝贝的父母家。　

贝贝设家宴为我和姜文接风。处在激战前夜，我的心惴惴不安。　

贝贝的父亲是青岛著名的牙医。他说，晓庆你怎么不笑啊？我赶快勉强笑了几声。　

牙医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你的牙是最好的。　

我高兴起来说是吗？有人说过我死了以后我的牙可以送给牙科医院放在橱窗里做标本呢。那我就送给你吧。　
牙医说那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了。　

我说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很快了也说不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牙医哈哈大笑。他说上次你们来有人看见就问我，刘晓庆上你家是不是请你看牙？我说晓庆的牙是最好最漂亮的。又问晓庆的税怎么样？我说那都是胡说八道，晓庆没事。　

牙医的夫人帮腔，这不，晓庆是没事，我就信这一点。　

大家都笑起来。欢快、温馨的气氛弥漫在小屋中。一团东西又升起来堵住了我的喉咙。　

啊，这些善良、真诚的人啊。　

一夜“孤灯挑尽未成眠”。　

清晨，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在律师们的陪同下，我前往福山税务所。　

街道上没有行人，只听见车轮在柏油马路上沙沙作响。　

好静好静。打开车窗，一阵清新的空气和着细雨扑面而来，不由得深深地好几口呼吸。　

几个月来的郁闷仿佛一下子吐出去好多。也许今天会出现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机？　

两位承办人已在福山税务所等候。七时半，我们准时到达。　

所里人还没有上班，我们是唯一的几个人。　

受周围静溢气氛的感染，大家悄悄地点头，握手，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仿佛是多年认识的朋友。　

承办人带我们去到二楼会计室，大家坐下。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个人。各自占据一张长会议桌的一侧。没有人为我们互相介绍。　

强作镇定我坐在屋子中央，眼珠子在对面两位的脸上滚来滚去。　

不用介绍我就知道我正前方年长的一位是张处长，旁边那位年轻的大概就是他的助手了。　

窗外雨点仿佛大起来了。敲打在窗棂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没人有说话。　

少顷，钟摆的声音又开始传来，与雨点的“滴答”形成了和谐的二重唱。　

张处长划火柴点烟。我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抖得很厉害，抖了好几下也没有把火接触到那支烟上。　

我突然心疼起他来。这么大年纪为革命为党工作兢兢业业这是为什么？为我这个黄毛丫头闹出这么大动静他也不好受吧？我们这是何苦业啊？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上前去帮他点烟的冲动。　

“今天，是刘晓庆申报收入和纳税情况，你们律师没有必要在场。”突然一声惊雷击碎了宁静，处长冷冷地说。　

我抬头诧异地看着他。　

申报还未开始先对律师下了逐客令，处长话实在是出人意料。　

律师们几天来一直与处长面谈或是通话好多次，也告诉他律师是要陪同前来申报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反面意见或是表示不同意，这下子临时变化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看我的两位律师。　

两位律师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我换了一个姿势。我的椅子不安地嘎嘎作响。　

处长提高了嗓门。我在椅子上不由得一跳。　

“你们是不是可以离开，让刘晓庆抓紧时间申报。”　

处长的声音如雷贯耳。　

卢光耀和田福祥露出了温色。　

一股火药味扑过来。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刘晓庆的代理人。刘晓庆申报，作为代理人我们当然要在场。”一卢光耀也大声说。　

“我们是让刘晓庆申报，你们在场毫无意义。”税务官以更大的声音说。　

“这是法律赋予刘晓庆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是任何人不能阻止的。我们在场并不影响你们听刘晓庆申报。”律师又说。　

我的头扭来甩去成了拨浪鼓。此时此刻我变成了配角。我的妈呀，事态怎么这么严重啊？　

“刘晓庆申报是她个人的事，与你们律师没关系。”税务官毫不退让。声音越来越大。　

“刘晓庆申报确是她个人的事，但申报中会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这对刘晓庆来讲则是生疏的，她未必了解和熟悉有关＿的法律规定。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委托律师代理，请律师为她提供法律帮助，我们律师也是有责任为她提供法律帮助的。应当说明，这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同在一个法律的约束之下，想来税务局也是不应当置之不顾吧。”田律师们不改初衷，义正辞严拒绝了税务官。　

双方代表相持不下，像一声声惊雷炸开。　

又双腿一软我差点跪倒在两位律师的脚下。别走，你们千万别走，走了我怎么办啊？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只会背数字，万一出了差错又被抓住把柄那还有个完啊？　

我真想爬过去抱那税务官的腿：张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吧，我好好申报我马上申报，让我的律师在场可以吗？处长好处长你就同意了吧！　

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我瘫在椅子上，出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快要虚脱。　

好像有一年那么久吧？远远地传来税务官的声音。　

“这样吧，你们可以在场，但刘晓庆申报时不能插话。”　

长出了一口气，我开始坐直身子。　

“这个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又是律师的声音，“我们是否插话，要依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刘晓庆在申报演出收人和缴纳税款时，我们可以不插话；但如果牵涉到法律问题，如哪一笔是偷税或漏税等等法律问题时。我们则必须插话，甚至由我们来交谈。作为代理人，我们不能不对刘晓庆负责，更不能不对法律负责。”　

冷场。雷声又隆隆滚来。　

“我是前来申报的，我委托了代理人，他们要在法律上为我把关，还是让他们讲话吧？”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怎么有胆量敢讲话？！大白天来了鬼了！　

我把自己给震懵了。我以为是别人在讲话，讲完了才回过神来，原来是自己的嘴在说话。　

傻呆呆看着他们，我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等着那暴怒的一刻到来。　

税务官收回了成命！　

雨停了。没有那“滴答”的雨打窗棂的声音。天空也亮了好多。　

申报终于开始。　

正襟危坐我开始背诵。我背诵的是在北京与几个“穴头”碰过多次并排练过多次，也在重大场合重复交代过多次，随“青岛电视村影视艺术团”一九八八年二月至九月去各地演出的收人及纳税情况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