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 第62部分

不过这不足为虑。目前登载我加工过的通知的报纸已遍布全国，势如破竹，《青岛日报》的小小呼声已不能扭转舆论的航向，我和税务局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杨洁来找过我。在报纸登出那份新通知的当天，她就看到了青岛税务局传来的真文件。她知道我做了什么。面对杨洁我很惭愧。但她说了一句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四川记者的官司已有了眉目。律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与那位记者调解。我说可以。我只要正名不要整人，我已被人整够了。只要他不再这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将来再危害别的演员或是别的公民，有了教训就行了。不要坐在屋里异想天开墙倒众人推故作惊人之语，以使自己的文章引起注意，不要认为名人强大，其实我们演员最可怜，没有后台，谁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像那没有皮肤裸露着的红翻翻的鲜肉，苍蝇蚊子随便叮咬，而偏又招惹苍蝇蚊子叮咬。要知道许多演员没有我这样的能力、时间、精力去维护自己打官司，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利益，半夜吃桃子专检软的欺，随便伤害人，不要踩着别人往上爬。　

律师们说这个官司打得异常艰辛。整个案子我都没有出面，全由我的律师代理。　

曹星律师在这个案子中完全站在同情我的一边。他作为对方的律师在中间周旋，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案子结束时曹律师心力交瘁，他说太难了，做些事情太难了。他每到夜晚常常失眠，晨起便看到一把把脱落的头发。

在成都新闻界举办的宴会上，曹律师竟流着泪伤感地说，打官司太累了，并表示说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这位大律师公开宣布从此退出诉讼。　

曹律师没有失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亲手参与过任何官司，他在我的案子中伤透了心。　

离婚案没有进展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我已失去了一切兴趣。成日价分财产分东西分这分那，我感觉加人了那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行列。　

我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不管它。世界上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　

刻不容缓，我去了法国大使馆，不费吹灰之力办了签证。　

然后设宴与所有老朋友、新朋友，以及在我的众多纠纷中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话别。　

谁也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只猜得出是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那天我喝醉了。在醉意朦胧中，我的眼含着泪花，心里在默默地说：别了，朋友们，别了，北京。

最后，我前往深圳，去到我爸爸、妈妈、外婆、丹丹，我全部的亲人所在的地方。　

“穴头”们，“穴友”们知道我即将出国，都自费赶到蛇口来为我送行。　

本是来自四面八方，为挣钱这个目标走到一起，可现在经历了共同的暴风骤雨，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还有姜文，还有“滴滴”，我最心爱的小狗也代表“熊仔”和“点点”到了蛇口与我告别。　

父母亲知道我要出国，什么也没有说。相反，他们默默地点头，并且叮嘱我千万不要轻易回来。　

望着全家老弱病残，我心里一阵酸楚，妹妹走了，我也走了，父母、外婆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　

我再一次亲手给外婆洗头发，剪头发，洗澡，洗脚，剪手指甲，剪脚趾甲，我每时每刻在父母身边与他们聊天拉家常；回忆小时候怎么淘气的故事，我亲自送丹丹去他所在的学校。……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外婆。她已九十二岁高龄了。　

我为外婆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我要让她和最喜爱的外孙女在一起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度过九十二岁的生日。　

我买了九十二根蜡烛，一个硕大的蛋糕，我要把九十二根蜡烛一根不少全部插到蛋糕上。我光是插蜡烛就整整用去了二十分钟。　

在把九十二根蜡烛都插好并且数了好几遍确定数字无误以后，我带领丹丹还有表兄、表妹们一起，拚命地拍着手大唱生日歌，把外婆从楼上扶下来。在蜡烛的冉冉火光中，我看到了外婆开心的笑脸，当我们一起用力替外婆吹灭那九十二根蜡烛时，我感到同亲人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　

可是，我要离开他们走了。　

千般嘱咐万般叮咛，母亲、丹丹、姜文、“滴滴”还有“穴头”“穴员”们一大群，呼后拥送我来到了深圳罗湖海关。　

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看是大明星来临，破格允许大家送我去香港海关的入口。　

在深圳海关和香港海关中间有一片小小地带。过了那小小地带再上台阶就到达了香港的管辖地盘。我将在香港转飞凯去到那目的地法国巴黎。　

我往前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事到如今我只有也必须往前走。在上台阶时回头一望，我的眼睛为他们拍了一张永恒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每个人都在招手，母亲飘扬的白发和“滴滴”努力挣脱人的胳膊要向我扑来的小白身躯相映成画。我带走了照片，而底片却锁在心中。锁在那深深的、厚厚的、大大的、永恒记忆的心灵保密柜里……

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到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巴黎，全世界人人都向往的花都。　

如同心被揪去了大大的一块，我感到凄清，悲凉，身体空荡荡的。　

像是从地球上一下子到了月球，失去了重心在飘浮、飘浮、却又茫然不知飘向何处。　

没有了税务局，也没有了法官，也没有了追踪我的报纸，也没有了律师，也远离了官司，同时我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住处，没有语言，没有我熟悉的一切，整日无所事事。

东游西逛在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枫丹白露城堡、塞纳河，总觉得再伟大再光辉灿烂富丽堂皇不是自己的家。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浮现在脑海中究竟多少回。　

我想念我的“狗窝”。幽幽的塞纳河恰如我那深切的绵绵不尽的思乡情怀，默默地流淌，流淌，流向远方。　

只有小狗，只有法国满大街的小狗偶尔能慰我几分寂寥牵挂的心胸。　

到处都看得到“滴滴”，“点点”，巴黎地铁车站的一张广告上的小狗与“滴滴”一模一样娇憨可爱，每次路过那里我都留连忘返，至少要停上十来分钟。　

我在街上追逐每一只小狗，与它们玩耍，抚摸它们。而当我叫那些“滴滴”“点点”时，小狗们虽然雀跃，但不是冲着我而是对它们的主人，我才猛醒自己是身在异国他乡。　

啊，中国！那充满无数惊涛骇浪带给我重重苦难却又令我丧魂失魄神牵梦萦的祖国啊。　

我每天几次给家里、给姜文打电话。在电话里每个人都要轮流说话，并且还要跟小狗们一个个说话，叫它们的名字，以至于每个月电话局的帐单一来都令我和晓红瞠目结舌。　

到达巴黎的那一天，晓红来飞机场接我。没有鲜花，没有镁光灯闪动，没有记者访问，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喧闹，晓红一个人迎接孤零零的我一个人。　

静悄悄出机场习惯性地去出租车站“打的”。晓红说你以为是在北京啊？这儿的车费特别贵，我们从来都坐地铁，地铁在巴黎便宜得多。　

我点点头于是坐了地铁。反正没有任何人认识我。　

在巴黎我最富裕的就是时间。时常一觉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后觉得没有什么事做接着再睡。实在睡得太多了睡不着，就打扑克打麻将，再不就买菜做饭。　

没有人整我。没有人逼迫我。没有人欺侮我。没有人议论我。可是，也没有人等我——因为，没有人需要我。　

我完全被摒弃在那社会之外。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并且坐吃山空。没有地方去挣钱。没有工作给我做，刷厕所洗碗洗盘子领位这些事我又不能做，在那些地方中国人很多，偏只有他们知道我是谁。　

原先打算的去台湾拍戏也成了问题。我作为政协委员台湾方面不许进港，更不许拍戏，我与台湾华视签署的拍摄《风华绝代》合同变成了一纸空文。　

据说台湾方面为此事闹翻了天。　

可是，新闻的主角却在静静的巴黎打牌、作饭、喝酒、聊天。　

时不时地与一些中国人聚会，唱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中国歌。　

听说国内盛传我偷越国境跑了。我一笑置之。那太远了。　

我努力适应法国。睁开眼睛看那些在法国居住的中国人在干什么怎样生活。　

在法国，没有人会无代价为你做事。因为每天的时间都要用来挣钱。连我们去卢浮宫、凡尔赛宫玩，有朋友陪同作翻译，我们为了回报都要适当地给他一些钱。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大目的的就是取得法国居留及得到法国护照成为法国公民，以至于有一次一个中办很关心地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办居留。我介绍一个人同你假结婚，或是你给五万法郎（一般是七万法朗），我为你买一个三个月的居留。”他根本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办居留，因为他所见的中国人，每个人都在办居留。　

法国人反移民的情绪越业越严重。除中国人外，阿拉伯人、黑人几乎充斥了法国的街道。　

在地铁车厢里，有时放眼一望，几乎一大地都是中国人、阿拉伯人及黑人。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在他孩子上学的学校，只有他的孩子一个是法国人。其余全是其他国家的儿童。我的一位中国朋友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老太太拿着世界地图质问他说：“你们中国那么大，我们法国这么小，为什么你要到我们的国家来往？”

在法国，我们也亲身体会到法国人反感外国移民的情绪。我们住的房子在十七区，是十八世纪的建筑。法国人的居住十分讲究地区，十七区在法国算是高级区，也是好区。　

这个地区外国人非常少。自我们搬来以后，楼下的邻居一直给我们找茬。轩为整幢楼只有我们一家外国人，十分突出。　

法国法律规定夜里十点半以后不许放音乐、吵闹、每天一到十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