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到缅甸的腊戍只有200多公里的路程，但路面窄小，坎坷不平。车子在行驶中不停地颠簸，将近五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腊戍。据导游说，缅甸是有钱修佛寺没钱修路的国家。
傍晚，我们到达腊戍。这是一个拥有半数华侨的省份，主要是云南腾冲人，大多是在“二战”时期迁移到此，一般通中文和缅文。
腊戍是滇缅公路缅甸的起点。在“二战”史上，它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腊戍火车站更是重中之重。当年这里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经常光顾的要地。
腊戍火车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火车站。据导游介绍，在缅甸只有穷人才去火车站乘车。仔细一看，在进出火车站的人群当中，果然很难看到有衣着整洁的旅客！
不过，这一趟我们在腊戍火车站，还是找到了抗战时的遗迹——一个火车加水用的T字架和一个牌子，还有车站旁边的老式别墅（木板房）。因为经济发展缓慢，缅甸政府才没有将这些老古董拆毁。腊戍火车站，在抗战时期是相当重要的军需要地，为美国援华军需物资从海上到内陆的中转站。中国远征军、盟军和南侨机工为保卫它，付出了相当大的生命代价！1942年4月29日，腊戍失守，滇缅公路中断。中国军队损失了不少的抗战军火，对国内的抗日战场影响极大。
五月的腊戍，只要天一下雨，温度立马下降，这一天也是湿冷的天气。缅甸在亚洲虽然是一个数得上的穷国，但是，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社会治安还很好，途中，我目睹司机没有锁车门就直接去检查站办手续了。
5月15日，我们赶在早晨五点半起床（北京时间7点），又忙着赶到老腊戍。
老腊戍，实际是一条不足一百米的老街，街道到处是雨天过后的积水泥坑，全是红土路。老式铁皮屋顶木板墙壁的低矮房子，排列在街道的两旁，虽然破旧，但还算整齐。早晨来赶集的缅甸人还不少。有卖菜的、卖水果的、卖鲜花的样样都有。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缅甸太阳光线很强，赶集的妇女都喜欢在自己的脸上涂上用一种特殊的天然植物制成的染料，这真是世界少有的特色！真正的缅甸人皮肤较黑，而华侨就不一样。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集市上不时看到一些僧人到商店门口或摊位前化缘，僧人每到之处，总会有人自动捐些钱物。同样，我们一行也送一些缅币，以表示对佛的敬仰对宗教信仰的支持。
一个多小时的观光和拍摄，收获最大的是看到了一个“二战”时期的“老腊戍出租车站”，还有一家原先由云南腾冲华侨开办的制作酱油的作坊。作坊大院内存放的一堆木材，是那样眼熟！我急忙跨步到柴堆跟前，抓起一段仔细瞧了瞧，用鼻子嗅一嗅木材散发出的气味，使我猛然间想起，这种木材就是“眉柴”（“眉”字是按海南话读音）。三十多年前，父亲下放到乐东县的日子里，经常在周末带着母亲和我，到山荣公社的山上打柴，这种“眉柴”生长快而易蛀虫，但烧火很旺，又易劈开，是父亲打柴首选的对象。我询问作坊的管理人，证实缅甸腊戍居民就是使用这种“眉柴”烧柴的习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异国他乡，“眉柴”的出现，终于让我明白了，三十多年前父亲的生活，依然保留着缅甸这段经历的印记。离开作坊。偶然间，我们在街上认识了一位老华侨，当年他也和南侨机工在一起生活过。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老腊戍市上找到了“二战”时期留下的一些旧车，以及南侨机工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其中，“五和公总社”就是南侨机工活动的场所，如今这座木楼依然保存完好。街上，还保存着当年南侨机工使用过的一口水井，这就是当年父辈们在缅甸异国他乡抗战的家呀！
参观了老腊戍，我们便租一辆破旧的的士，赶回中国边境的木姐。一路上，英军、美军修造的钢桥，仍然服务于独立几十年后的缅甸；不少百年以上的大榕树，风姿依然。它们见证了“二战”，见证了滇缅公路上三千多名南洋华侨爱国的赤子功勋，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这一趟，因为缅甸的道路交通和签证问题，我们没有能到缅甸的八莫，这成为我们最大的遗憾。
八莫，是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时，父亲曾以华侨三大队第十一中队义勇队的身份，在此抢运军火，直到1942年5月3日下午最后一批步行撤回云南下关。回到国内登记时；父亲在撤退中丢失了棉被一床、毛呢衣一套、卡吱衣两套、毛毡一床、皮箱一只、大衣一件、内衣六件。华侨司机由八莫步行撤退到下关，再从下关到昆明后发差费。到昆明后，华侨三大队司机被派往华侨二大队报到。时间是：民国卅一年七月十三日。大队长是：雷震阳。按规定，每日应得缅币500元，共10000元。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6）
5月16日，我们回到畹町。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重要的口岸重镇，不少南侨机工解放后都立足此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参观了树立在畹町山上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纪念碑”。傍晚，我们找到了南侨机工第二代叶晓东（广东潮州人，今年62岁）。他父亲陈团圆，是第二批回国的南侨机工，1944年被日军活埋于芒市，同时牺牲的还有三名南侨机工。据当时的见证人傣族老人回忆，那情景惨不忍睹，至今刻骨铭心。当时叶晓东仅有三个月，后随母姓，母亲是当地的傣族人。退休后的叶大哥，怀着对父亲和南侨机工特别的感情，没有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担起兼管这座纪念碑的管理工作。他风雨无阻，每天早起骑着摩托车爬上畹町山的半山腰，再步行几十级石阶，打扫整个纪念碑。他总怕灰尘沾污到纪念碑，因为，这是一千多名南洋人用生命筑成的，永远铭记3193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纪念碑。他说，作为一名抗战的华侨第二代，他有责任为在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上为抗战而献出生命的南洋华侨，永远守护着这座纪念碑，让这些英灵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让他们伟大的壮举光昭日月，让后人牢记历史，让抗日英雄名册永远竖立在国门上！
在纪念碑的后面长廊石板上镌刻的第八批回国抗战机工名单中，也有我父亲陈邦兴的名字。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座纪念碑与别的纪念碑有着不同的意义啊！
傍晚，我们到叶大哥家。坐在他家的院子里，一眼就可以看到对面河边上的缅甸。中缅真是只有一河之隔，难怪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那样的源远流长。
叶大哥家布置得很整洁，有各种动物和鲜花，院子里所有的凉棚都出自他的钳工手艺，一看就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能人。坐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品茶，别有情趣，一派南洋风格和西南情调融为一体的小庭院，伴随着后山那雄伟壮丽的“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纪念碑”。
叶晓东大哥，现在依然驻守在西南边陲畹町国门，每天为纪念碑清扫卫生，他的家永远是我们南侨机工后代的家。
2006年，寻访琼籍南侨机工及家人
他，有着传奇的经历。这就是南侨机工们在解放后常常提到的王云峰，以及关于他那“死”后复活又破镜重圆的故事。他八十多岁的遗孀阿莲，依然居住在海南琼海市郊一个静静的小村庄里。2006年，我终于找到了她。
海南省的文昌和琼海都是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村，很少人家没有海外关系的。据统计，经过近一百多年的海外移民，现在在海外的华侨比故乡的人数还多，他们大量集中在南洋各国。华侨在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持家。有了钱除了教育子女读书外，就是寄钱回家盖祖屋，光宗耀祖，还有人帮助家乡修建学校、医院、水井、村路等等。
2005年，我真正了解了南侨机工。这是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侨机工这一名词，是用南洋华侨3193名机工的血汗及1800多条生命换来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时，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
带着对故乡800多名南侨机工所怀有的特殊感情，2006年春节刚过，我便利用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南文昌过年的空余，来到琼海市侨联查找他们。
2006年2月8日上午，在侨联王裕超主席的帮助下，我和市侨联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健在的琼海籍南侨机工吴惠民老人。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焕发，每天早晨坚持锻炼，还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知道我是南侨机工的第二代，从外地专程来看望他，心情很激动，便和我们回忆抗战的往事：
“1939年，我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战。回国后，分配到重庆军政部机械修造厂第二修理工场当修理工，后保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培训学习。毕业后，派到新都入伍，当19期少尉班长，后调到第二师输送连当少尉排长，不久又调第五军四十八师当中尉副连长，四十九师上尉连长，降落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1945年6月参加广西丹竹机场的降落作战，消灭了数百名日本兵。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
当我问他晚年生活时，他很高兴地说：“政府关心，市侨联也帮助，日子过得很满足了。”
吴老一家住在琼海中原镇闹市区的一个带有院落的二层小楼里，生活得非常安逸，让人很欣慰。
一小时的会见后，在市侨联同志的引领下，我们回到琼海市，见到了南侨机工王亚昌的家人。
王亚昌，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与王云峰、我父亲等海南南侨机工一起报名前往印度，参加盟军在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1949年，历经九死一生的王亚昌，辗转回到故乡海南。同时回来的还有王亚昌的妻子罗俊幼，出生不久的女儿和妻妹（1949年罗俊幼的父母相继去世）。解放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琼海机械厂当过车间主任，评为八级技师。1980年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