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官僚主义
就是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典型表现。
列宁的同代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也曾对官僚化的危险
提出过警告。他们在批判官僚主义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官僚
主义与体制的关系问题。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预言
“:苏
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
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
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
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
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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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喝彩鼓掌,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
”卢森堡预言的现象没有
必然性,但卢森堡的预言后来却被事实所证明。长期从事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库西宁,在认识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年库西宁
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写了一篇专门探讨工人组织中的官僚主义
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如果把这种官僚主义看成是在
无产阶级组织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偷运进来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那就过于简单了。。在过去合法的工人运动中,这样的工人是屡
见不鲜的,他们直接来自车床而担任工会工作、当代表或作新闻记
者等工作之后,迅速蜕化变质,沾染上了官僚主义方法的一切不良
的特点。
”列宁曾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赞同。
官僚主义来自国家权力本身。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官僚主
义这种现象。所以,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一种
具体表现。在总结了无数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之后的今天看这个问
题,应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但在当时,在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的
弊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为什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也会发生异化?以反对任
何性质、任何形式的国家而著称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俄国人巴
枯宁说出了其中的部分真理。他认为,无产阶级掌权也会出现少
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就
其成分来说,这个少数是工人。但这些过去的工人,一旦变成了人
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
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
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由于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
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么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
的领导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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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
。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
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
立。”巴枯宁的错误在于他力图把国家由民主转向独裁说成是一
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但是,实践中的社会主
义却真的被不幸而言中了。
当然,列宁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到,把官僚主义看做旧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来的毛病,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所以他又
主张用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
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这
实质上是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探讨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可能性。但
总的说来,列宁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实践上采
取的办法也就不可能十分科学,事实上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列
宁倾向于用加强党(特别是党的机关)、加强以前没有从事过行政
工作的工农干部的权力的办法来遏制官僚主义的泛滥。德国学者
鲁道夫
巴罗这样概括列宁的思路:“由于不能从上而下地进行
纠正,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党应该怎样监督国家机器,使它
不致沿着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和营私舞弊的道路蜕化。解决的方
法就是把党的机关建设成为另一个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的官僚机
构。
”这种概括大体上是正确的。例如,列宁把从工人阶级中补
充新的、富有生机的干部,看做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力量。他多
次讲到,要通过从下面选拔工人,来消除官僚主义。
毋庸说,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党的机关的权力越
加强,它的官僚主义就表现得越严重。可以说,加紧向国家机关输
送没有行政工作经验的工人的结果,与其说是减弱了官僚主义的
影响,倒不如说是助长了官僚主义现象。因为,如果说,最初苏维
[德]鲁道夫
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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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国家中的官僚主义主要反映在从旧国家机器中留用的行政办事
人员身上,那么现在,官僚主义有了更富生命力的载体。这等于是
在为官僚机构打强心针、输送新鲜血液。所以,强化党的机关权力
的尝试后来也陷入了两难处境。但列宁未能因此而改变思路。他
进而把工农干部中也出现官僚主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员缺
少文化。“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
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
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
名负责的共产党
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
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
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新进入
机关的党员没有文化、不懂管理,又要对几乎所有问题进行决策,
必然要犯瞎指挥、滥用权力的毛病。但是,这远不是问题的根本。
由于对国家的认识有误,布尔什维克还往往把出现的矛盾看
成是实行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不愿服从党的领导之间的
矛盾。所以,越是出现官僚化,就越要强化党对国家机关事务的干
预。这就走到歧路上去了。因为,就当时政权运作中出现的种种
矛盾和冲突而言,其性质是很复杂的。有些矛盾的确是由于留用
的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意对抗党的领导(就像通常阶级分析方
法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那样),还有一些则是由于强行实施不符合
国家机关运作规律的党的指示或外行领导内行引发的。对于这种
矛盾,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党组织按照国家机关自身运作的要求去
进行领导,而不是取代国家机关继续进行违背规律的行政。在这
个问题上,英国学者夏皮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说,布尔什维克
确实从帝国政权那里接管了大量文官制度人员,对旧制度的改变
仅仅限于在它上面加了薄薄的一层权力极大又不承担责任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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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而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还不如旧制度,因为在
旧制度中,某些法律秩序和对执行机构的制约因素已经开始生根,
而共产党员却破坏了刚出现的这种法律秩序的一切痕迹
。有的
布尔什维克领袖并不理解这一点。例如,当克拉辛提出党应当把
“恺撒的东西交给恺撒(
”意指政府的工作应交给政府去做)时,季
诺维也夫则争辩道:我们无须为党对整个国家机器的专政感到羞
愧,也无须加以隐瞒,越是早一天能做到这一点,就越好
。
对权力机构本身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
时刻有了较深的认识。他意识到,新的国家机构不过是和旧制度
下的机构一样的官僚机构,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一下,这个机构
是整个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国家机器有自己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运作规律。列宁似乎捕捉到这方面的某些因素。例如他感
到“,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
志行动。。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
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
。这不是因为国家机关的掌权
者是异己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
愿违”。尤其是,当看到“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
的机关里也有
”时,列宁感到很吃惊。他支持托洛茨基的建议,认
为不但应该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而且应该把这个
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他还希望能和托洛茨
基组成一个集团,共同反对这些已经侵入党的肌体的官僚主义。
[英]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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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伦纳德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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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因为疾病的又一次发作,列宁的想法未能得到实施
对多党制的探索
政党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时期,苏维埃国
家的政党体制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掌权的一党制格局。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政党体制模式,后来被斯大林解释为必然
规律。他指出
“: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
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
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
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