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大方向是对的，当然不可避免犯些错误，保守派逐渐缩小，现在面临着造反派由政治上优势转为组织上占优势。到了组织优势就成为多数了，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你们内部问题就来了，就有左、中、右各种思潮。过去你们在外是积极的，他们是保守甚至偏右的，现在还包含到你们内部来了，有时就会出现右的。极左，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注意。
对你们部的各级领导可以提出意见，交上处理，在这以前，最好你们不开大会进行判决，这给党中央，国务院造成被动，现在你们不是一派，又是半党政（指领导文化大革命权），最高权在中央，国务院你们这要承认。对于定性问题，对于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几个问题。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202） 周恩来李先念对财贸系统各部司局长以上干部的讲话
周恩来 李先念
1967。02。18
周总理讲话
昨天同各部的造反派谈了一次，八个单位，加三个财贸院校以及粮食研究所。一般谈的还好。我们首先在财经战线上试点，提倡造反派实行联合，首先成立了北京的联络站。也曾想要联络站派些人到全国各地去，已经派了一些是我们同意的罗，去作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财贸单位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我们也开过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夺权阶段，强调夺权问题，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林彪同志去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很清楚。这一场革命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解决的。我们夺取政权，又进行经济的，政治的革命，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搞过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建国十七年之后，亲自领导我们发动了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有两重性，我们既要争取做一个革命的动力。但是，必不可免的还有另一方面，又要做革命的对象，要破旧立新。不能光站在指挥位置上去指挥别人。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比的。它要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统冲洗掉，但这个革命有一项主要任务，这就是从我们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尽管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用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扫平蒋介石的军队，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接管了全国政权，那里敌人的军队被扫平了，就在那里接管政权，不是每处都是人民自下而上发动起来自己去打江山。这样，革命的深度就不够，政权也不够巩固。尽管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于国民党。有许多国民党反动政权人员我们都包下了，这种包下来的方式，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和平解放，减少一些战争的损失，但许多旧社会的东西也都一起包下来了。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土改，大体上和平土改的性质多，激烈的阶级斗争，比战争时期缓和得多了。解放战争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斗争，到一九六三年后，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夺权斗争的继续，都是为了把占据领导地位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无论是从思想上清除，还是从组织上清除，但这些都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都是由上而下地领导发动，唯有这一次是在过去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国内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是有领导的，但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四大民主，把宪法上规定的几项权利真正的兑现了，的确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因为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这些都是些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实行四大民主，波及面广，各方面的触动很大，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目标广、来势猛，但各级领导在精神上一般的都没有准备，正象毛主席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很不认真了，很不得力了。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了，来的很猛，一九六五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个信号，到十二月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巩固、保卫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防止我们的头糊里糊涂的丢掉了，这就给我们敲了警钟。就在这个会议后，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马上就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这时，领导上却与此相反，出现了刘、邓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维持旧的统治秩序，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完全相反，在五十多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向各学校、机关、企业派出工作组，各个单位几乎都去了，用工作组代表党，实行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真是不胫而走，全都实行了，中央各部也自不待言了。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主席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用工作组这种方式来维持旧的统治，全国到处都跟着走。毛主席还健在，全国就无一例外地都执行了刘、邓路线，如果不纠正，继续下去，不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一九六三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一九六六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信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这是一种赫鲁晓夫式的，是政变的形式，另一种方式，就是舒舒服服地走向修正主义。试想要是主席不在，你不就跟着错下去了吗？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都要变颜色的问题了。现在把问题揭发了，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我们大家要为此而庆贺。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同志们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些过分的批评，健康也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个人付出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付出这一点代价，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使世界革命加速走向胜利，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同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明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们对一些事也不是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努力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损失，这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但是，即使如此，也总要有一些损失和伤害。我们应当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要尽力减少一些损失和伤害，但要认识到这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实行如此巨大的民主，是举世无双的，它非冲击一切不可。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是事先不可能完全预见的。
六月一日开始公布第一张大字报，全国马上都动员起来了，不论是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科研单位都毫不例外地行动起来了。当然尽管工作组那样的压制，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起来造反，也就是主席讲的一条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论那个单位，只要有工作组的形式在那里压制、阻挡，就一定有反抗，这是一条规律，是毫无例外的。后来工作组一撤出，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就奔放出来，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就势不可挡。接着就出现了红卫兵，这在十六条中也是没有设想到的。新的事物它总是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来发展的。红卫兵这个新事物一经出现，主席就马上抓住，加以鼓励，加以提倡。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一接见，马上就迅猛发展，冲向各学校，又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直到农村，全国大串联也就出现了，当时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始传下去，红卫兵就到了，各省市委都没有准备，加上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时也开始传达下去，开始是不管你是那个司令部、任何地方都打，这种斗争局势的形成，带着普遍性，连锁反映。当时各个革命组织的思潮起伏不定，初期也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