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1970。11。20 ：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 516 '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附：
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革命学生要团结，要联合，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 516 。”
“ 516 问题不能一风吹。”
1971。2。28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 516 ，一个也不能漏掉。” 444） 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周恩来
1970。12。03
“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现专案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专案组将邓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线索写一报告来，以便拟此查阅。周恩来。”
附一
贺龙专案组的报告
康生、永胜、法宪、叶群同志：
关于邓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等问题，经过调查，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线索，但其中有些问题的核实和查证，还需要查阅一些档案材料。为此，我们拟到中央档案馆、中办机要室等单位查阅有关材料，并对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证。
是否妥当，请批示。
附：申请查档目录表。
贺龙专案组
1970 年 11 月 28 日
附二：
吴法宪对贺龙专案组报告的批示：
可否查这些档案，呈请总理、汪东兴同志批示。
1970。11。30
445） 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概要）
1970。12。19 ；中发［ 1970 ］ 77 号
1970 年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12 月 19 日，周恩来将 18 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 月 22 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 446） 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
1970。12。28
〖时间： 1970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1…4 时〗
总理：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
（汇报：杜南交代孙正组织“五·一六”是 1967 年 7 月 23 日晚上八点左右……。陆纯祥等三人交代是五月，但情节一样。）
总理：时间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情节。“五·一六”主要是性质，反革命性质。“五·一六”、“六·一六”时间是次要的，不然永远跟着孙正、杜南牵着鼻子走。
先念：谈到杜南搞档案资料，收集中央材料……。
总理：这一段要批，到 7。23 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还早， 1966 年 8 月就开始了。许多事，历史要联系起来看。传单看过没有？孙正批了报销，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面上对钱信忠，我们警惕了这件事。
总理：交事实不要打叉叉，不要注解。打叉叉有一个不打，就含糊其意，增加自己捆起手脚来，谈他的原话。
总理：任鸿来何时死的？去年 10 月来，今年二月自杀，搞专案的问题，总是一种麻痹，一种搞神秘化。
总理：……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
李震：不在全部，不在多，在于精，不在广而在于准。
总理：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举了骆宾王斗武则天，话并不多）只要两件清，八件清不要，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第一步突出“五·一六”，杜南说他是顾问，他不需要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操纵者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幕后的。
说明：这是追记材料，很不完整。我们去卫生部军管会学习清查“五·一六”经验得到大力支持，给我们看了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但再三叮嘱是记录稿不要抄，因此只是凭看了以后记得的精神追记一些。 447） 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概要）
1971。01。24 ；中发［ 1971 ］ 6 号
中共中央转发了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这个讲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上作的总结讲话。主要内容是：（一）系统揭发批判陈伯达；（二）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三）宣布了中央关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任职；（四）要求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布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 448） 周恩来会见缅甸总理奈温时的谈话
（摘要）
周恩来
1971。08。07
周恩来：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 1967 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 1967 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 1967 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尽量把这件事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 1967 年 7 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 6 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 1967 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1967 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奈温：关于 1967 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