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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外长十号回去后，就找我们几内亚的大使，他说在我们被绑架受审讯时我们只听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的声音，患难之中见朋友。其它大国都不吭声。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友好下去。塞古·杜尔总统还宣布赶走美国和平队，不接受美援，并派代表团来中国研究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几内亚外长的被绑架，塞古·杜尔左倾，进一步与中国友好。苏联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吭声，中国的敢于主持正义，对非洲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革命斗争的学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有力量，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援助，援外专家有四万人次，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搞经济建设，把现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人家。这使西非、东非、北非的反华国家也不能不讲好。我们帮助几内亚建了一个电站，美国人去看，对杜尔总统说，我们是反对中国的，但看到中国能建设这样的电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总之，国际形势，一切尽其在我。我们有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让国际形势跟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努力，拿不出力量，我们就只能被动。
在座的工人同志，要懂得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代，争得这样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今天我们反过来，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国际形势了！（此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新中国，向着我们的党，向着毛主席。在我们祖辈那一代这是不能设想的；在我们上一代孙中山先生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这一代，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幸运！（会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所以，分析国际形势，要分析敌人，也要分析朋友。朋友有真朋友，假朋友，还有动摇的朋友。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全世界的胜利！（鼓掌）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说起。象苏联那样的大国，搞得一团糟，现在它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自己也不敢讲话。
国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也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国内的形势好，可以影响国际多一些。今天我们敢这样讲，解放初期我们就不敢这样讲。现在特别强调“尽其在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伟大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不能说没有困难。我们的一些青年，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不愿意讲困难，总讲发展，发展，再发展。这不对！但不是没有困难！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要做政治工作，要克服困难！
现在坦桑尼亚也要组织红卫兵。有的写信给中国红卫兵，希望发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的号召。这是很好的。但是，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呢？北京有几个红卫兵司令部说外交部保守，说现在就应在北京成立红卫兵国际总部。（全场鼓掌）你们鼓掌我不赞成。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得罪人的。有些国家组织红卫兵没有条件。墨西哥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就被捉去坐班房了。这是害人的。我们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是可以的。有的见到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专家，见人就给语录，给别毛主席纪念章。这个行动不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是有利的，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但是有些国家，你有毛主席著作，戴毛主席纪念章，就要坐班房，就要杀头。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点呢？我们有些自称为“世界革命家”的人，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三十九个法国青年见到我就说回国后也搞红卫兵，说到中国见到红卫兵很高兴，要买几套锣鼓，回去敲锣打鼓，戴上红袖章。我说，我反对这个做法。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会被捉去坐班房的。我说你们真正要搞革命，要学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湖南、上海等地的工厂、农村中做工，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脱去长衫，到井岗山打游击。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也戴红袖章，那就被捉起来了，就没有毛主席了。我把他们说通了。在国际上有很多困难，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困难。我们在胜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很好的辩证法。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了对世界革命没有好处。真正搞革命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回去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吵吵嚷嚷，喊口号。如果戴红袖章，那就告诉特务了，就被捉起来了。
有些上海、南京的同学，到处去造反，造留学生条例的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