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我们实验中学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她说环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不轻易放弃自己认准了的东西，敢作敢为，这几点是你们最显著的特点。在慧君身上我察觉到这一点，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她说着大姐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想拉近距离就说我到你们学校去过，感觉也不错，有个叫黄晶的吧，我们谈得还挺投机的。
她说黄晶我知道，革命军人家庭，学校“钢二司”的头头，好像不是主要的，这人很一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说吧。和慧君一样，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严格说是个观潮派，那一派都没参加，因此思想有更大的自由，看问题可能也更客观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们学校不论哪一派都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你们这个班。这么大一个武汉市，中学生至少有十几万吧，两派的红卫兵头头竟然在你们班上都有，一个是武汉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政委，一个是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部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武汉市最有名的“反动组织北决扬”的8个发起人中，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也是我这个班上的），你们仅只是一个初中班，你们上面还有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如果不是显示出特殊的气质和能力，怎么会轮到你们冒尖？袁子斌，他爸爸×××省委第一书记，似乎他好像具有某种平民性，寝室有谁病了还能主动送送病号饭，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很少表现出来，但他天生又具有某种领袖的气质，他的即席讲演能让大家热血沸腾、如痴如狂，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多的，当然这些都是听慧君讲的。去年六月一号他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但他水平是放在那里的。
稍停了一上她又接着说你李乾我算比较了解，你是属于那种那怕窝在人堆里也会被第一眼就看到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那天虽然没多说什么话，我已感到你有活力，甚至活力过剩，不甘寂寞，不甘平庸，但对你内心世界还不了解。年初看了你写的那份材料，我惊讶一个初中学生那来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听慧君讲，运动初期在你的组织指挥下，你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被调动起来，你能营造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连一个平日里优越感非常强、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干部子弟都呆不住了，跑去找你要点事干，说那怕去熬糨糊都行。看来你还有点组织能力。你们几个成立学《毛选》小组的事慧君也跟我讲了，我猜就是你的主意。袁子斌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花花肠子。
说到这里她望了我一眼。
我说珊君，我感到你说话很直率，那我也敞开跟你说，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们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其实这件事我蛮冤枉的，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在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反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的学生又主要住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中心。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我就说了我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那几十万右派的悲惨榜样在那放着，他们也要跳出来，释放压抑得太久的报国激情。
她脸上带有一点惊讶和意外表情说你是这么分析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继续沿着前面的思路说去年初我看到一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汇编》，里面有大量的五七年反右的文件和文章，看后很自然的想法是要随时准备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有点像五七年的右派，但我们心里想的确实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了一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感叹地说你最初的想法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工作组重用了我，而你是受到工作组的排斥，结果我们俩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顺着她的话接着说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是在于他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命运完全由别人决定的时候，这点我感触尤其深。现在我隐约感到和高中的个别头头的关系有点问题，表面上看好像和我关心慧君的事有关，更深层次想好像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不去关心慧君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存在一个如何和他沟通的问题，他怎么不能给人一点空间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我不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不少看起来很风光的事都不是我有意去争取的。五月份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武汉的学生造反派搞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常委中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在商量谁去时柳英发说外面这样乱，何儒非脚不方便不能去，李乾你年轻，还能代表红十月的水平，就你去吧。当时武斗不断升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这样我受命危难之时，成了十三名常委中唯一的中学生，担任中学部部长。在那里我也没呆几天，因为觉得那里没多少事可干。再说出席国宴、和周总理碰杯的事也是很意外的，在商量去机场欢迎总理的人员时，我说名额有限我不去。在去机场的人走后我出去办事，在大门口刚好碰到回学校来的钢二司武昌联络站负责人张志仁，他喊住我说他还有两张去机场的票，要我和他一起去，就这样稀里胡涂地来到了机场。在机场碰到了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他对我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要走，总理还要举行一个会谈，你代表中学钢二司参加。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谈和会后的宴会。你说是不是很偶然？现在我担心红十月可能的分裂，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的矛盾和可能的分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搞得不好是不是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是又要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想到这些，有时感到害怕，不敢再往深处想。
沉默了一会后她说你思考问题的深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你将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你能想到这些，多少就会有一些如何面对的考虑。换个话题吧，三年多来你一直执着地关心慧君，慧君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在这方面不懂，说不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情感，我尊重你们。不过我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说你很能干，很实在，我当然也有同感。不过命运有时是很捉弄人的，就拿我来说，昨天是工作组的红人，今天是潮流的弃儿，谁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想到和你能这样谈得来，谈的时候能放得这样开。我知道我有时有点激进，骨子里天生就有点冒险精神，但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审时度势的。慧君心地善良，胆子又比较小，她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
慧君一直没做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整个下午屈伟都缠着我不放，连舒国良他们来都没能在一起好好谈一下。
晚饭后那里都没去，在房里看书，听见珊君叫慧君给我送东西过来。一抬头就看见她已走过来，笑盈盈地把一个果品盒塞到我手里说是珊君要送过来的。我接过一看是蜜饯，那时候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连忙朝那边房里说珊君谢谢你。那边传来声音：莫谢我，要谢就谢慧君，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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