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们搞错了,肯定是当中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和警司联系,怎么是跟你们过不去呢?
他说这样,我们帮你联系,你先进去耐心等一下,一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那好,我相信你,但是要快。
他的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作让步。我随他走到监号门口,他打开门我走进去,门在背后关上,一屋的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
那个组长很关切地问没吃亏吧?
我不解地说吃什么亏?
一个老犯人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敢像你这样往外冲的,以为一顿暴打肯定跑不了,而且脚镣手铐还要砸上身。
那个组长说当时门一开你往外冲时,我们就猜那大皮靴肯定要重重的踢上来,没想到你一点事都没有。只听说造反派利害,以为是瞎传的,看来是真的。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也不屑跟他们说,此时心理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跟他们说得清楚文化大革命?说得清楚革命造反派?没再理他们。心里只是在盘算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有结果,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回到监号不久,就开饭了。听组长说这是早上九点钟的一餐,下午四点钟还有一餐。
靠门右下角的一个小洞被打开,一个特制的漏斗伸进来,几瓢开水顺着漏斗放到了里面的木桶里,那个组长用手中的杯子给凑过去的每个人舀了一杯,看来这里的开水不是想喝就喝的,最后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他说喝一点身上暖和些,我想想也是,走过去要了一杯。怎么喝到口里味道怪怪的,就像一个什么都装的木桶在放置多年后,简单的涮涮又拿来装的开水一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让人喝了有点想呕,后来听说这开水是蒸过饭的。
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顺序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喝了一口菜汤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反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我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肯定要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踢了一下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跑上来。
我大声说到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应,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第六章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要一显身手的时候,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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