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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刚被抓的日子，不过不是再叙说恶梦，而是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还有你小学的两个老师，一个毛老师，一个郗老师，多少次上门来宽我的心，陪着我流泪。那个郗老师怕我出意外，不知陪我跑了多少地方。”
这就是我的母亲。在担心受怕的九年过去后见到自己大难不死的儿子，她对自己的心酸往事只是寥寥数言，点到即止，却如数家珍似的细细道出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如果说九年前儿子还不懂事，只知有国不知有家，未能更深地感知自己的母亲，此刻这一课补上了。
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抹了抹眼泪，然后从提包拿出了两个饭盒，一打开盖子，一股久违了的熟悉清香立刻弥漫了整个屋子，这清香勾起了我对那个家的温馨的遥远记忆，这是九年来第一次吃到母亲亲手烧的饭菜，几次泪水要往外涌，我都强忍住了。我告诫自己不能哭，如果你流泪，母亲心里要流血的。
规定的三十分钟已经超过了，看守已看了几次手表。母亲明白这看表的意思，她站起身来说，我们要走了，有了这第一次，以后机会就多了，不管分到哪里，马上写信回来。到哪里都要认认真真做事，不要给人说。
父母亲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对到哪里去劳改，我本来抱着风中的云，水上的萍，听由风吹浪打，撞到哪里算哪里，无所谓。望着他们已开始苍老的背影，我产生一个担心，如果把我弄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刑，那他们每一次看我不都是一次艰难的跋涉？路上的安全保障有多大？我还有十一年多的漫长时间，到那时他们已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态？能承受那长时间的舟车劳顿之苦么？如果因为探望我而发生不测……，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对自己说：为了两位老人，一定要争取留在武汉市。
第二十五章 劳改第一课
一个身体微微有点胖的干警接我们几个上的车，他说是去位于白沙洲的新生汽修厂。这几天一直期盼能留在武汉市，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回想几天前去分配站的途中，从押送的看守口中知道，分到哪里劳改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后会分到哪里，取决于你在分配站的这几天哪些劳改单位来要人。
为了争取能分在武汉市，到分配站的当晚我就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了看守。报告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
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
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犯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这时有人高声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
“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八、九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八、九，百分之一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 备……”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
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反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 。”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