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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李乾想去看看当年放羊时经常穿过的古驿道，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带着某种遗憾蹬上了返回武汉的巴士。
之六
“那部书稿我看了，现在又实地看了书中描述过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在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出了那样大的一个事，杀头的阴影很长时间都笼罩着你，环境又这样恶劣，按东方文化的逻辑，你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在返回武汉的车上小陈说出了他似乎考虑了很久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至少不会在你脸上看到阳光。”
“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想起一个人。”
“谁？”
“段其瑞。”
“有点意思，说说看。”
“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里，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十恶不赦刽子手，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武力的丘八。后来陆续看了一点段其瑞的资料，觉得他被脸谱化了，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接着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段其瑞不仅是科班出身，而且还是一个‘海归派’，思想也不守旧。武昌起义爆发时，他顺应潮流，领衔联名46名将领通电力促清帝退位，他支持南北议和，成立共和政体。从民族大节来看，也是不亏的。抗战初期，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他严词拒绝。从他两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表现来看，他的灵魂不能说没有闪光之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1926年3月18日的惨案发生后，自动辞去所有的职务。此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仅只想以此来赎回在‘3。18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他是一个被称为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3。18事件’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是一个丘八卫队长擅自干的事，但他从此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并再也没有卸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连这样一个对光明有追求、对历史负责任的大人物，只因一个负有间接责任的问题，灵魂就走进了负罪的囚笼，从此脸上失去了阳光，并且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从里面走出来。你李乾一介草民凭什么能够从里面走出来？”
“这正我想了解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多年我一直怀着某种恐惧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吗？”
“从书中你已经看到，除了最初那一瞬认为‘12。5 事件’是必须的、是革命的行动外，我已经一步步否定了它，从疑惑开始，到最后把它定性为血腥的杀戮。说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这里的艰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认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这是长时间思考和认识的结果。第二层意思是说我极有可能为这句话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够说出这句话可以说是认识升入了理性的天国，同时也可以说是灵魂已坠入负罪的地狱。古今中外都有太多的灵魂走进这笼子后终生走不出来，这些灵魂其实不乏光彩的一面，他们完全可以站起来，但他们最终没有能站起来，在精神上他们成了阉人，你说的段其瑞只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手上沾有血腥且灵魂在颤抖的人，怎么能够重新站起来？凭什么站起来？内心里就没有精神障碍？即使我想站起来或者说我不管不顾地要站起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会允许我站起来吗？那么多的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情愿或不情愿地给阉了，我逃得脱吗？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我不能不恐惧。”
“但我觉得你逃脱了。”
“如果说我真的逃脱了，那只是一种侥幸。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仅只是内心怀有对被阉割的恐惧，或者说内心还有对被阉割的抗拒，所以才没有被阉掉。”
“仅靠对被阉的恐惧大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还有更能支撑你的原因，是不是不好说或者不想说？”
“不是不好说也不是不想说，是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没想清楚就大概地说一下，没问题吧？”
“先举个例子。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十万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战俘不少回国后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将军。1945 年在日本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将军特地把两个一脸憔悴、刚从战俘集中营出来的将军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站着，并把在受降书上签字的钢笔送给其中一位。这是多少功勋卓著的战将都梦想而不得的荣誉，却被两个刚从战俘营出来的军人得到了，这在东方文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你是说你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你不认同东方文化的这一点，这就成了你抵抗被阉的顽强支撑。”
“可能是这样。其实我曾部分被阉过，在里面我写过一个自传，自传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这辈子的最佳位置只能是做一个有某些现代科学技术概念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看来这也不是有笔直的道路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这是最好的情况，甚至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奢望，谁叫自己脸上被刺上了金字呢？一个人犯下点什么有时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那天家里有事我不在校，这件事可能被错过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但与我无关，这样是不是那个李乾就和现在的李乾完全不是一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人。只不过在做了这件事后我要为我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在付出了代价后为什么不能还原自我呢？朝鲜战场上的十万中国战俘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由于个人的怯懦才当了俘虏的，他们或许是为实施某个正确决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许是为某个错误决策做出的牺牲。在人格或人品上他们并无过错。可是当他们冲破重重阻挠，重新踏上这片国土时却成了罪人，在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没有那个偶然，他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一开始他们内心也有不平，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处境，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应该的，谁叫自己被俘过呢？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受阉时自己还想方设法找理由，找根据，积极配合，甚至还自觉地把还没有阉彻底的地方主动亮出来，生怕没被阉干净。所幸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维，不那么配合，所以紧要的地方没被阉掉，最终脸上还能有一点阳光。”
“你对东方文化有研究么？”
“你这样问，我是不敢回答的，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能用‘研究’二字。”
“但我觉得你的一些想法是你自己的思考。”
“那只是一个人关在里面，为打发时间，喜欢胡思乱思，偶尔会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但杂乱无章，想到哪里算哪里，登不得大雅之堂，只能归于野语村言。”
“但我听着觉得很有点意思，你就再随便说说。”
“好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区域的划分来说，它可能东方文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震撼了无数个心灵。但我认为它只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一个反映。西方霍桑的《红字》却让耻辱标志的红字有了全新的含义，它反映的是超越和升华。西方文化更强调的是让曾经有罪的人新生，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东方文化却屡屡要失足的人痿下去，一直痿下去，并且痿得越彻底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一。文化不能简单地分优劣，它们是以往历史的反映，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完全合理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内。”
“我们东方文化不是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这是鼓励人回心向善，应该也属于对失足者的一种宽容和期待。”
“这里的立地成佛的‘佛’，不是普度众生的佛，而是吃斋念佛的佛，它主要的涵义是超度自己而不是为了造福于众生，不是入世而是出世。这是跳出三光外，不在五行中，求得内心的平衡而已。”
“西方社会对人的歧视和扼杀同样存在，《悲惨世界》里面的冉阿让不就是仅仅因为几个铜板，一生都不被那个社会所容？”
“你这里说的是世俗的偏见，或者说是社会的偏见，这偏见东方和西方都有，反映了人性恶的一面，当这个恶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某一部分人的共识时，就是世俗的偏见。在小说里，冉阿让一直在反抗扼杀他的那个社会，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地反抗中，冉阿让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东方文化里是很难出现冉阿让的。”
“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不是有你经历的特殊性在里面？”
“跟我具体情况有关系。在有了这种经历后，才能有那种切肤之感，才能感到一个社会的宽容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对被宽容者而言的，虽然对他来说有再造之恩，但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说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将因此而本固枝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犯了什么程度的事，就接受什么程度的惩罚，罪罚相抵后，他就应该是有如重生，完全应该可以重新开始。”
“社会上有不少屡放屡犯的人，他们并没有重新开始。”
“这并不能成为社会偏见的依据。能不能重新站起来是一回事，社会容不容他重新站起来是另一回事。并且屡放屡犯这个事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能不能和愿不愿意不是一回事。”
“换个话题吧，看完你的书稿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那十八年对你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一直沿着你最初的认识和追求往前走，方向一直没有变。”
“要么是我没有表述清楚，要么是你有点误解。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这点你说得很准确，方向大体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十八年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