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的人员中有海军士官长马文。诺维奇。他精通希伯来语和俄语。他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指挥官主要考虑飞行的安全问题。这种飞行路线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受到袭击。如果我们从埃及沿海朝东飞往以色列，以方雷达会把我们误认为是埃及的攻击机。即使以方不会攻击我们，当我们返回时，埃及的雷达也会把我们误认为是以色列的攻击机。
如果那样，我们将十分危险。“
因此，指挥官决定从克里特岛飞往塞浦路斯，然后再沿对角线走民用客机的航线飞往西奈半岛的阿里什。到达阿里什东北大约25英里远的地方，飞机再返航。
诺维奇回忆说：“午夜后，我们到达了指定位置，气氛十分紧张。所有机组人员都高度警惕，谁也没有一丝睡意。外面黑乎乎的。我不只一次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在战区中心飞行？一想这些，就浑身毛骨悚然。”
破晓时分，电讯活动比较少。诺维奇说：“因为以色列军队要为转天的战事重新装备，埃及人也要进行整顿，看看转天采取什么方式还击。因此，我们截获的电子情报和通信情报比较少。”转天，天刚蒙蒙亮，情况就不一样了。截获的信号主要来自以方。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进攻。在诺维奇旁边，希伯莱语的专家们正紧张地整理、总结以色列飞行员之间的谈话，其他的情报人员正忙着把这些情报和通过电子情报获得的空中雷达信号进行整合。
这些情报人员在高高的夜空中不知疲倦地窃听，就像电子探隐者。他们窃听到埃及空军试图在西奈半岛北部向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发动猛攻，结果却被以色列的三角形幻影战斗机击溃。诺维奇亲耳听到埃及苏霍伊一7 战斗机跌落时划过空中的轰鸣声。“当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监听。但是，不久由于燃料快耗尽了，我们必须返回雅典。真高兴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在他们返回的时候，空军的C130也返航了。
此时，“自由”号正在地中海游大，慢慢朝出事地点驶去。船上的官兵正在进行常规训练，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海军已经给该地区的所有美国船只和飞机发出警报，要它们离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沿岸至少100 海里。但是“自由”号正在进行侦察，除非有特殊命令要求改变航向，否则表戈纳格尔船长不会停下来。这会儿，苏联海军也动了起来。大约20艘苏联战舰及补给船只还有大约8 或9 艘潜水艇正开往这个出事地点。
吉恩。谢克是安全局K 组的负责人，他负责协调机动部队的补给作业。听到战况后，他越来越担忧“自由”号的安危。其实，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自由”号的安全工作交给了联合侦察中心。但是谢克认为他有责任提醒安全局在联合侦察中心的代表约翰。康内尔：五年前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牛津”号曾在哈瓦那处境危险。谢克询问“自由”号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危险。康内尔把谢克的担忧告诉联合侦察中心负责轮船运作的官员，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K 组人员清楚“自由”号的处境，但是G 组的人并不知道。到了6 月7 日的早晨，G 组的一位情报人员急匆匆地闯入富兰克。拉文的办公室，满脸疑惑地问道：“上帝呀，你知道‘自由’号的方位吗？”拉文一直以为“自由”号按预定方案正驶离克里特岛，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位情报人员又急切地说道：“他径直朝该以海岸线开去！”此时，“自由”号离开预定航线只有10小时的时间，离埃及的西奈沙漠几十英里。
拉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要求‘自由’号立刻离开那里。对我们来说，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克里特岛沿岸它就能出色地完成使命。
就是因为有些人想听一听作战计划的细节，听听通话过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当地的军事基地、低级军官谈话等，就要派‘自由’号前往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的任务是监听更高层次的情报。不是想听一听他们拖船的声音，而是那些将军们在说些什么！“
战况越来越紧迫，联合侦察中心也开始重新考虑“自由”号的安全问题了。埃及方面开始中伤美国秘密与以色列联系，而且有可能向以方提供了军事援助。埃及还指责美国参与了以色列对埃及的空袭。美国政府对这些指控非常担忧，惟恐会引起苏联的介人。海军作战部首脑甚至怀疑“自由”号的行动是否明智。
于是，联合侦察中心发出了命令：“自由”号在西奈地区的活动只是个建议，不是命令。而且，要求该船从原来离岸12。5海里后退到20海里。这时是华盛顿时间6 点30分，埃及8 号午夜12点30分。“自由”号已经离开预定活动范围，由于五角大楼美国军队通讯中心的错误，该船没有接到这一指示。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事越来越紧，联合侦察中心再次改变指示：要求“自由”
号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 英里。考虑到“自由”号处境越来越危险，布雷德洛少校没有使用通常的那种慢速情报传递系统，而是通过防窃听电话通知了在欧洲的美国海军官员。他说：书面指示随即就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美国派往欧洲的海军上尉就接到了指示。
但是，一位驻欧洲的海军官员错失了良机：他一定要等到确切的命令，否则不向“自由”号发出指示。接下来，由于一连串海军与陆军之间莫名其妙的错误，甚至把电报发到了夏威夷，导致这一紧急情报难以置信地拖延了16个半小时。这时太晚了。20多年前珍珠港的惨痛事件就是由于错误的指示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6 月8 日星期四凌晨5 点14分，第一束阳光柔和地照在西奈半岛金黄色的沙滩上。北面十几英里远的海面上，东地中海波涛汹涌，“自由”号正继续孤立地朝东行驶，离自己的救援队伍600 英里远，根本就没有收到发给它的至少5 个指示。那天早上的日程安排也看不出危险在即。那天军官穿的军服是热带迷彩服，士兵穿的是于干净净的劳动布。苏打水洗浴从晚6 点到7 点开放。
太阳刚刚升起，值勤的约翰。斯科特就注意到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周后飞往特拉维夫。安全局在船上办公的梅尔文。史密斯也注意到有飞机的信号出现，后来得知是以色列的。飞机刚飞走后，他朝上面的斯科特喊，问他刚才是否有一架飞机靠近过。斯科特告诉他有。于是史密斯又问飞机朝哪个方向飞去了。
“特拉维夫，”斯科特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斯科特抬头望了望美国国旗，它随风抖动，被风吹得直打稻，然后，他又看了看远处广袤的沙漠。“这个早晨可真美呀！”他说道，手里还不肯放下那副又短又笨的望远镜。
但是，这种安宁就像流沙一样——看上去很美妙，很友善，但危险正在临近。
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就已经被跟踪上了。大约半英里开外，4000英尺上空有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在跟踪。6 点03分，机上人员报告以色列的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 ”是“广泛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饰身份。
“自由”号驶过阿里什后，开往加沙地带。8 点30分的时候，它突然180 度转弯又往阿里什驶来，航速降到每小时5 海里。出现这种突然的举动是因为该船到达了阿尔法点，地图上标着这是它在西奈沿海曲线往返的终端。
麦戈纳格尔船长有些担心离岸太近，会有危险出现。他问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头目大卫。刘易斯中尉：“如果我们开得太远，会有什么后果？”“上校，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要在超高频区域工作。那都是些敏感的东西。如果我们开过地平线，可能又回到了阿比让。这样我们有80％可能完不成任务。”听到这儿，麦戈纳格尔想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决心。“那，我们就一直往前。”
整个早上，侦察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船上的拉里。韦弗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和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同盟，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到了9 点30分的时候，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能见度为25英里，甚至更远。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做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
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一个见不得阳光的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后几分钟内就控制了中东的空中优势。开战后几小时内，以色列战斗机就猛烈轰炸了25个阿拉伯世界的空军基地，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卢克索无一漏网。除了空中打击以外，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坦克等占领了耶路撒冷约旦控制区和约旦河西岸，它的鱼雷船控制了红海沙姆沙伊赫角。
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坦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挺进，沿途把灼热的沙漠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一位以色列指挥官估计埃及在这次袭击中死伤人数达到7000—10000 人，“而以方只有275 人死亡。以军走过的地方尸横遍野。
一队印度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正朝加沙驶去，吉普车和卡车上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