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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墨水褪色一般，国家安全局的昔日神奇已经消失殆尽。10年中，国家安全局没能破译过任何一种苏联高级密码系统，甚至连截获的未加密的语音联络情报的数量也少而又少。一位中情局官员把20世纪50年代称为信号情报的“黑暗时代”。
“曾成功地经受了二战考验的密码破译组织在‘圈内人’看来已是今非昔比，风光不再，”国家安全局的约翰逊说，“那些二战期间破译过几乎所有敌方高级密码系统的陆海军破译员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总统身边的好几位重要人物开始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潜在能力，同时，他们又对国家安全局水平下降到如此之低而感到惊恐不安。白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包括情报领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各项活动。调查结果使他们极为震惊。“别再考虑资金问题了，”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为了搞到高级信号情报，“我们必须马上投入至少相当于实施曼哈顿工程（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工程）同样的干劲。”五角大楼授权国家安全局网罗国家安全局以外的最有发展潜力的分析人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些人才），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有潜力成为他们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最后，白宫的国际动员署建议“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应该同时是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至少也该是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观察员”。
不久，国家安全局的腰包便鼓了起来。拨给它的资金增至5 亿美元，占全国情报部门预算经费的一半以上。甚至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对如此激增暴涨的花销深为关注。“因为二战中发生了诸多让我们预料不及的事情，”他说，“所以或许我们在大力拓展我们的情报事业中有些急于求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一次特别电信情报委员会会议上，同艾森豪威尔经常一起打鹤鹤的老朋友、财政部长乔治。
汉弗莱大声宣称自己“对（国家安全局）飞速增长的花销已见怪不怪了”。但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对汉弗莱的焦虑却不以为然。“能破译苏联密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他说。
出席会议的还有54岁的小威廉斯。雷。基利安。他是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这位总统顾问深知情报信息的必要性。
几年前，他曾为艾森豪威尔秘密研究过突然袭击对国家造成危害的问题。现在，顾问委员会在提交给总统的正式报告中呼吁要加大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力度。“依我们看，能够给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突破’是成功破译苏联高级密码，”报告中提到。
基利安积极倡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途径是要有效动员国内现有顶尖人才，找出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研究与发展思路。”艾森豪威尔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任命在贝尔实验室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裁威廉。欧。贝克博士负责旨在提高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高级密码能力的科学研究工作。1958年2 月10日，贝克的研究报告由专人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报告表明了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的看法，认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最好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的截获情报能力以及对电子和遥测情报的分析能力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克认为国家安全局在整个电子情报领域占有完全主导的地位。这份报告也因此解决了一场国家安全局与空军之间为争夺这个飞速发展的情报领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长期较量。但是，委员会还指出国外的编码水平超过了国家安全局的解码水平，并且对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分析能力持怀疑态度。
基利安还极力主张要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局“为提高从每日积累的大量通讯情报信息中筛取重要内容的速度而进行的机器与技术”的开发项目上。艾森豪威尔也采纳了贝克委员会的提议，把苏联密码电话一一倒换频率的语音通讯——作为一项重点开发项目。20年前的1939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曾就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战事通过倒换频率的电话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讨论。电话线路的一端设在白宫的地下室，另一端设在伦敦丘吉尔的地下战时内阁会议室。
这种通讯系统是由贝尔电报电话公司开发的。这种叫AM的系统使得线路一端的频率受到扰乱，并分散语音脉冲，而在另一端如同瓦拼图游戏一样在复原这些分散的脉冲。罗斯福的声音最先传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在纽约的安全室。在那儿，语音信号被打乱成嘈杂的声音后，通过海底线缆传送到英国。在伦敦，这些语音信号被恢复如初。
罗斯福第一次接听电话的时候，德国的邮政部长就开始着手破译这种密码系统。
此前，他曾意外地发现从英国到美国的海底线缆的分接头。工程师们在既没有系统的实际模型，也不知道系统外观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系统。此后，希特勒收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最机密谈话的电文译稿，结果导致意大利战场灾难性的战事延长。
20世纪60年代，国家安全局对苏联高级密码的无可奈何成了它最大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为此深感焦虑。1964年他授命理查德。比斯尔负责调查这个问题。比斯尔智慧过人，是中央情报局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是研制U2和SR71侦察机以及早期侦察卫星的成员。由于卷进了猪湾风波，他不幸被肯尼迪总统解职。
此后，比斯尔就职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智囊团——通讯研究部门——的防御分析研究所。比斯尔离开防御分析研究所后，大约在1964年，麦科恩要求他针对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最机密工作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委派外人探察国家安全局最机密的工作使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都感到惊恐。
“我确实最后呈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比斯尔说，“但是这份文件太机密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留一个副本。而且，我都不知是否会有机会重读这份文件。可是国家安全局竟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把他手里的报告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一要求遭到了理所当然地拒绝。”后来继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偶尔会问起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突破。可是，答案总是模棱两可。
“我从来都不清楚他们在解决苏联密码问题上的进展到底有多大，可是依我看，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色。尽管他们会说差不多成功了。”
没有有效的密码分析方法，A 组的分析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的通讯量分析、电子情报以及非加密的通讯信息来完成他们的报告。获得苏联情报的另一个渠道是破译第三世界国家的密码系统。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在与苏联官员会晤后经常通过安全防范措施不太复杂的系统把情况汇报给国内。
70年代末，尽管密码电话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加密的文字通讯相比，人们仍然认为密码电话更容易被破译。在国家安全局A4组里，苏联密码问题的代号为“降雨”。电码破译员们日复一日地一刻不停地寻找着“突破口”——他们可以利用苏联密码中小小的失误为立足点，攀上密码破译的顶峰。他们终于在70年代末期找到了突破口。“当他们出错后，”一位参加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说，“就无法继续使用加密电码。如果想重新建立加密链接，就必须使用明码电文。这可是件大事。
这种情况一出现，人们就会冲进你的办公室。八九个人围在一台接收机旁收听通常是加了密的，而今却清晰可辨的电文。这可是实时截获。“
当倒换频率的谈话在一端或两端无法正确地同步传递信号时，加密工作便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应该先解决问题再进行谈话。可是，偶尔传输系统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工作，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加密失灵，或只是出于懒惰。有时，工作人员会就此故障问题展开讨论，因而泄露出一些诸如密码索引信息等重大系统机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降雨”工作组的密码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突破点，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准确破译出没有错误的倒换频率的苏联电话。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方面不知道的情况下，截获倒换频率的电话信号以及其他苏联通信信息。为解决这个问题，20年来，国家安全局一步步地把窃听触角伸向太空。到太空发展的最初设想诞生在一场暴风雪中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一个餐具垫的背面。
“成功截获一次信息价值500 万美金，”50年代末，供职于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开发小组的罗伯特。欧。阿尔德对同事纳特。格尔森如是说。40年后，据已成为国家安全局高级密码专家的格尔森回忆，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 号，使得获取苏联太空活动的通信情报变得更为紧迫。截获遥测信号，即从导弹传送给发射中心的信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阿尔德不断鼓动我，说接收到遥测信号将对国家安全局极为有利，”格尔森说。
还有更为大胆的设想。1959年，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基利安建议在环绕地球，大约14英里海拔高度的6 个位置上摆放窃听气球。他说，“这样极有希望监听到苏联导弹发射的信号”，因为声音在此高度形成“通道”。基利安说：“在这个高度，声音容易停留在云层中。”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个“精妙”的主意，但他又担心这样一来秘密会泄露出去。他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和煽动分子正在泄露我们的安全情报”。
对于格尔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导弹发射的信号。由于信号是瞄准线，而发射台在苏联的内陆地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