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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曼亲自飞往纽约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贝格进行交涉。两人在曼哈顿的《纽约时报》办事处进餐时，英曼一再强调，以后如再发表牵扯到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一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在他打道回府的时候，他以为这项秘密协议已经板上钉钉。然而，苏兹贝格显然另有打算。对此，他从没有对他的编辑们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指示。可是，赋们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却总是把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传给英曼过目。“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像英曼所说的那种正式的新闻，”当时主管《纽约时报》调查部的尼古拉斯。霍罗克说，“可是，许多记者，无论是来自《纽约时报》还是其他报纸杂志，还是给英曼打电话，求他审批通过自己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也是时常给英曼拨电话的记者。可是他偶尔也写一些不讨英曼喜欢的文章。这种情况下，英曼会越过鲍勃的上级，直接找到本。
布雷德利或者霍华德。西蒙斯，然后找到《华盛顿邮报》的主管编辑，让他们撤回令他气恼的稿件。
虽然英曼深争众望，可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却时常困扰着他。他极度自卑，甚至觉得自己的形象还不如那双洁净的海军鞋漂亮。罗纳斯堡的儿时经历如影随形，他走到哪儿会跟到哪儿，是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阴影。耻于他那稀疏的牙齿，他照相时从来都是紧闭双唇。写公函时，他从不使用“鲍比。雷”这个名字，而更愿意把名字简写成“B 工。英曼”。“我的真名是鲍比。雷，尽管我讨厌这个名字，”
他曾经说，“可它是我的真名。”
工作上，他觉得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局外人，永远渴望进入圈内，但从没有真正进入到圈内。听完了大量的溢美之词，他会在半夜醒来，因为一句批评的话便再也无法人眠。一次，因为他没有解雇一个国家安全局同性恋雇员，便有谣言诽谤他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者。他觉得有必要公开澄清这个不实之名。这就是“证据”，他指着一张测谎调查问卷说。测谎调查中，他否认有任何同性恋行为。英曼说，测谎仪认为他的答案“真实可信”。这件事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竭力要澄清雇佣同性恋朋友的初衷是“专门（挑选他们）以试图理解他们”。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充满自信、聪明绝顶的海军上将，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沸腾着愤怒傲慢的情绪。一位观察家认为他这个人“发条上得比塑料笼子的蜂鸟还紧”。
另一位说英曼使人想起了《该隐号起义记》中的奎格上校。还有人认为英曼长期生活在隐密的间谍世界里，因此他认为阴谋圈套无处不在。
最初得以窥见英曼另一面的人中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姆。拉。萨菲尔。在英曼自认为已经与《纽约时报》发行人定下秘密协议的几周后，毫不知情的萨菲尔给英曼打电话希望他能为专栏提供些信息。英曼拒绝了这个要求。萨菲尔这位前尼克松发言讲稿撰写人觉得自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从英曼那里得到一些信息。结果，据英曼称，这位专栏作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不给他提供信息，他会让我看到以后的新闻报道时后悔不迭”。萨菲尔则否认曾如此威胁过英曼。
几年以后，在1980年，萨菲尔负责另一专栏，专门报道比利门事件。这次事件中，总统吉米。卡特的弟弟比利涉嫌代表利比亚政府进行商业运作。消息是通过国家安全局对往来于利比亚的通信情报进行秘密监听得来的。萨菲尔在他的专栏中祝贺英曼有“非凡的勇气”，向司法部长举报总统的弟弟。
英曼因为萨菲尔违反了那项任何提及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报道都要经他审批通过的秘密指示而大发雷霆。他认为萨菲尔的文章已经堵死了“获得恐怖分子大量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渠道”。坐在他那张超大型木桌旁，英曼拿起了那部与外界进行非机密性联系的“红色”电话，拨打萨菲尔的号码。这位专栏作家称，将军“指责我因泄露了消息的来源与得到信息的方式……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萨菲尔不吃这一套。他反过来质问英曼：“一个成熟的人如何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
说到这一刻，萨菲尔说，英曼“喀呼一下挂断了电话”。
然而，萨菲尔意犹未尽。在摔电话事件后不久，他在专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英曼受邀到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晚间在线”节目出任嘉宾。他认为全国最机密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简直匪夷所思。“全国窃听人员的负责人，”萨菲尔写道，“正在晚间节目中滔滔不绝地信口谈论信息来源与窃听方式。”
英曼任职期间的工作可被分为两个部分：试图建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破译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寻求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工作的立法支持。
为了击败密码破译领域的竞争对手，英曼开始在一系列的讲座、采访中公开亮相。
这是国家安全局从未有过的先例。但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中，国家安全局都保持低调，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尽量传达较少的信息。
英曼曾对他的工作人员谈及他公开亮相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我尽量做得不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不应成为公众人物……如果成了公众人物，如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报纸头版、电视上或是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他们的领导的照片，看到评价他们工作的褒奖之言，再让他们遵守保密纪律可就有点难了。”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英曼被调离国家安全局出任中情局副局长。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杰。凯西与英曼合不来。凯西把英曼看成是一个“过于担心自己形象、内心脆弱的成功人士”。转年，英曼辞职，转而投身到私营企业。他所接受的带薪职位是他的老朋友詹姆。格林的“代理委员会”，其职责是防止机密信息泄露给外国政府。但是，在英曼任职的几年中，格林重新打通了通往南非的非法运输渠道。这次给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府输送的是灵敏度极高的军事装备，如感光成像系统和先进的雷达控制高射炮零件。知道内情的凯西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正是在这个时候，格林成了一个大军火商，专门从事杀伤力极强的榴弹炮的交易。1984年，他的一份机密的炸弹设计信息在被非法移送到智利一家为伊拉克武装部队制造榴级弹的公司途中被截获。虽然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可司法部门却从没有为此抓过任何人。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英曼知道这些交易。
但到了80年代末，格林的贪婪终于使其尝到了恶果。他被认定犯有策划金额达14亿美元的诈骗活动的罪行。联邦法官把这个案子描述成“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案”。同时，他还犯有洗钱罪和向南非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军火的走私罪。其他指控还包括格林非法向伊拉克出售导弹技术。虽然格林被判15年的徒刑，却能一直得到英曼的支持。在他服刑期间，英曼还写了一封赞扬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信。
曾有一度，国家安全局像是没娘的孩子，得不到有权有势的间谍组织首领的疼爱。艾伦。杜勒斯就曾拒绝国家安全局在情报顾问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秘密地发展壮大起来，害得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抱怨国家安全局越来越无法控制了。那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如一台运转顺畅的间谍机器，拥有自己的军队、空军、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情报通讯站，以及遥远太空中的大型窃听装置。它的印刷工厂一天24小时运转，印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分析高级密码破译译文及设计规划。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都把鲍比。英曼看成是情报界的黑马王子，一位绝对可靠的全知全能的奇才。转瞬间，国家安全局从仅重98磅的体弱病夫变成了一颗超级巨星，令中央情报局刮目相看。
几十亿美元的资助使两位上将——国家安全局的英曼与中央情报局的斯坦德菲尔德。特纳——在建造规模庞大的卫星方案上产生了分歧。英曼极力主张在天空中布下更多的窃听器，而特纳却希望在天空中配上更多的电子眼。这场争执使英曼仿佛回到米尼奥拉高中，不过这回是更大的挑战。这回他没有向班干部讨好，而是不声不响地把高级机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权势极大的国会议员，以期赢得对其计划的支持。
当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丹尼尔。艾诺尔（来自夏威夷）说他需要一些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卷宗，英曼并没有得到白宫或中央情报局的同意而先斩后奏把文件交给了他。“我说‘没问题’，”英曼回忆道，“然后派一个小伙子火速出城把文件递交艾诺尔。”没有多长时间，英曼就受到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怒气冲冲的责问：“上将，我知道你把高级机密送给了艾诺尔。谁授权你这样做了？”“我授权的！”英曼反唇相击。“你没有跟斯坦。特纳或国防部长商量吗？”布热津斯基问道。“我说了。这是我职权范围的事，我授权做的事。”英曼说。然后他把电话挂断。与以前一样，英曼没有受到处分，而国会议员为此却对他赞赏有加，称他为可以信赖、做事果断的人。
政府很少对英曼说不。即使英曼提议上马的项目会突破财政预算，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迁就满足他。“我们想做的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可能在预算开支范围内做成。”英曼谈到了一项耗费巨大的收集苏联情报的工程。在五角大楼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建议，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与经费不该增加而应减少。“我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英曼说，“因为它具有潜在价值：如果项目成功，将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回报。主要是国防部会获益匪浅。”英曼如愿以偿拿到了钱。“后来特纳怪我没有通过他解决此事，而叫他难堪，”英曼说，并傲慢地补充道：“当时我很客气，让事情慢慢地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