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教务主任态度很好，也很感谢我愿意给学生一次机会，我们约定，学生由校方、导师（正好是国文老师）、家长相陪，而我「绝对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教务主任还问我是不是事情处理到这边以保护学生为原则（好学校），但我没有答允，只说反正我不会通知媒体、也不会爆在网络上让学生以后都不用当人，但该做的后续，我一定会做。
毕竟在我心底这可不是橡皮擦吱吱吱就解决的事，就像上一个葛蓝事件，你应该担当的就该担当，我不是帮你逃避用的（我会给人这种印象吗？），见面是要让你充满勇气的。
担当才能成长吧。
要是我，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原谅，而不是记过（算什么啊，你到了三十岁就会知道回首人生，那只过不见得算了什么，要紧的是记过了以后你强壮了多少），也不是被褫夺奖项（这就不必说了）。我都单枪匹马走到你面前，用诚意跟你沟通，老实说我很有自信这件事可以漂亮地「连手」结束。
当然，如果学生当着我的面不承认他的小说是抄袭，那OK啊，至少我在接下来与负责评审的印刻出版社第三度接触、或直接接触台北市文化局之前，没有个人情感上的遗憾。我不想再后悔了。
然后我寄了三个附档给该学校。
一个是学生的小说，一个是我的小说，一个是我将本来写给印刻出版社的信件（比对文，免得说我空穴来风），换了个学校用的抬头跟招呼语问题有可能出在这封信上，我没有把过年前写给印刻出版社那股要求属于我的正义的急迫与焦躁，从那封信里消除（那封信我在过年前有寄给盖亚看过，所以信件的系统纪录会说话，由于那封信是改自给印刻的，我想学校大概误会了我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吧，这是一个误会，早上已经跟他们澄清过了。）
然后我超快乐地过了半天。
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学校「十点半」寄出的来信，说保护学生的原则跟家长的要求，明天无法让我见学生。我很傻眼，完全不晓得是怎样。只能说，当时我开始感觉到学生的家长似乎态度出奇的强硬。
接下来剧情更是急转直下。
这个学生的家长，妈妈或是外婆，认为我打算以大欺小，跑到台北欺负她的孩子，于是「打电话去苹果日报的爆料专线」，告我一状。
隔天早上九点初，该学校教务主任以兴师问罪的语气，问我不是说好没有媒体的吗，怎么她一大早去学校，就看见苹果日报的记者登门采访。
靠，我当然立刻撇清啊！我记得我还说：「我用我的懒叫发誓，媒体不是我叫去的。」都用懒叫发誓了，学校当然是相信了我。
不过学校说要保护学生，拒绝给我学生家长的电话（不是学生的电话，是家长的电话，我想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学生家长也透过学校要我的电话啊，表示他可以接受我们聊聊嘛！），老实说那时我心情超烂的，几乎为此大吵了一架，但后来我惊觉是因为已请了下午的假却确定找不到学生恳谈，正在迁怒学校，我立刻道歉，教务主任也和缓了很多，双方后来好了，我也答应如果事情结束，我很乐意到某某高中演讲。
我好奇问学校，那位学生有没有说他曾经看过我的小说。
学校说，该学生「承认看过我很多小说，但就是没有看过恐惧炸弹」。
嗯嗯。
后来我在部落格里写下这段话：
我在巨大的愤怒里常常无法仔细思考事情的脉络，容易发飙牵累别人，？？即使理智没有被全数剥夺，高涨的情绪也会让气氛不由自主对立起来。？？说是肃杀也不为过吧。？？唯二庆幸的是，？？第一，在突然惊觉自己入魔的关键时刻，？？肯定还有诚恳道歉的意识（谈不上勇气，承认自己发狂了称不上勇气），？？于是恰恰拥有让气氛瞬间缓解的好运气。？？第二，我盛怒时还真的无法假笑出来虚应一下场面，？？如此货真价实的情绪，到底是我很珍惜的。？？？？？这样的人会吃亏多些呢，还是会幸运多些呢？？
就是指这件我跟学校差点吵架的事。2008年第一场战斗（2）那个女孩流着眼泪
今年一月中旬，我接到了一封电子信，内容用我的话说一遍，就是来信者写了一篇小说，说很多人都说该小说很像我写的某篇小说，他请我鉴定一下，声称该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他独自发想完成的，如果构成抄袭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我看了，非常不以为然。
我认为该篇小说涉嫌了抄袭、或进行有重大道德瑕疵的改写我生平第一篇小说「语言」。
类似的情况很多，我收到的很多读者写给我的信，附上一篇他认为没有抄袭但周遭的人都说抄我抄得很凶的小说，他们都希望我看了之后能够回信，说他们并没有抄袭我的作品、一切都是创作上的巧合（曾有一个来信者写得尤其夸张，他惊叹地说：我不知不觉挥出了跟您一模一样的全垒打啊！）。我可以想象，如此他们就可以拿着我写的免死金牌，大叫：「九把刀都说我没抄了，你们叫个屁啊！」
所以我一律毫不客气回击。
这一次，我写了：「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
通常这样就够了，我也没那么无聊整天在处理这种烂事。
但这次没有如愿结束，他说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文字能力有有这么差啊）。
我怒了，于是回信请他把小说贴上网（我当然有，但我没有将它贴上网的权利）。
他则立刻回信，说没有办法耶，因为他已经把稿子拿去投稿文学奖，按照规定是不能公开发表该篇小说。
这我理解，于是再问他投稿了哪个文学奖，他短短回应：「台北文学奖青春组。」嗯嗯，于是我便将此事放在心上，大略知道这个奖会于一月底结束评审、二月初公布比赛结果。
就在过年前除夕前三天，我在乡公所吃早餐上网时，赫然发现这个奖正好公布了。而这个曾寄信给我的同学，得奖了。
我非常生气，老实说再多的形容词就是在生气罢了。
由于显而易见这位学生并不打算承认他涉嫌抄袭（信件往返），我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找到承办台北市文学奖的主办单位「印刻出版社」，打了一通电话给它。我说：「你好，我是作家九把刀，我想说的是，你们昨天公布的台北文学奖的小说组，有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作品，请问我应该跟哪一位沟通？」
对方：「ㄜ……（远声）九把刀打来的，我想你该接一下这通电话。」
我有一点点高兴，经营严肃文学出版社的对方竟然知道我。
电话换了一个男性，我重复说了一遍，只听对方慢吞吞说：「这样啊……那我晚一点请评审打电话跟你解释好吗？」
我讶异，说：「我都还没有说是哪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小说，也没有说是哪一篇我的小说被抄袭了，你请评审跟我解释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对方支支吾吾。
我猛然醒觉：「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作品被抄了？」
「这……对。」
「那你们觉得对方没有涉嫌抄袭啰？」我的眼前一黑。
「ㄜ……是。」
「请问评审比对过我的小说跟对方的小说了吗？」我的声音已经气到颤抖。
「是……是的。」
「所以评审是要打电话跟我解释，为什么那不是涉嫌抄袭我的小说吗？」
「是这样的」
「那不必说了，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我断然拒绝再说下去。
「不好意思，请问是什么办法？」
「我自己找媒体，谢谢。」
我发疯地挂掉电话，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地位、传统的文学奖的任何数据。但由于这个奖刚刚才颁奖，数据很有限，但还是让我找到了蛛丝马迹，包括该学生就读的学校。
在寻找的那段过程中，我的怒火依旧持续，而且越来越爆炸。
我真的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比对过两个小说吗？如果同时都看过，怎么会没有发现其中有非常重大的道德问题呢？如果这两个小说就因为没有完全照抄的情况，就可以说不是涉嫌抄袭了吗？
但我气归气，还是知道我在怒气之中所作的判断会出问题，于是到了中午，我在请半天假回家清屯（擦神像跟祖先牌位啦）的途中，打了一通电话给拥有「语言」（恐惧炸弹前篇）版权的盖亚出版社，并把文章都寄给他过目、一起判断。
跳过可能会让「文人」听起来不舒服的「经纪公司」，盖亚出版社老板是我非常信赖的朋友，我委请他帮我跟印刻出版社沟通，希望对方可以重新评估（其实我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有比对过吗？那五位评审可都是非常有文学地位的菁英份子，应该看得出来即使没涉嫌抄袭、也拥有重大的原创性不足的道德问题？），毕竟盛怒的我可能会做出不好的判断，而盖亚老板拥有我当时最欠缺的理智我应该答应听听评审想对我做出的解释的。
当晚，我接到来自盖亚老板的电话。大意是他打电话给印刻出版社的老板初安民先生，但初先生还是说评审说过、两篇文章比对了一致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
。还说了一些文学奖主要目的是想鼓励学生等等之类的话。
我听得很震惊，确认自己第一通自己打过去的电话没有听错。
还有些愤怒。
正在开车的我怒到立刻跑到最近的麦当劳，坐下来，写了一份涉嫌抄袭对照表（老实说我超级不愿意浪费时间干这种事的），打算拿给印刻出版社，请他们睁大眼睛。
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也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缓冲那股愤怒，所以就暂时不处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并在这段期间内反省自己在怒气腾腾下会有多不理智。
我觉得，我在第一通电话尾巴说我要找媒体，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不是正义。
那只是在挥霍我的愤怒。
我静了下来。
这段期间经纪公司也听我「交代」了此事，公司说要代我出面处理，说我都不要出面，才是最保护我自己的作法。但我拒绝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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