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其余时间，我在吉米塘度过。我估计前线上另一危机地点，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势。如前所述，我很担心达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长是如何用他的特别旅来应付局势的。最后我决定自己去棒山口视察。
12日我乘直升飞机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设在山口，由阿萨姆步枪队驻守。但是卡·辛格从第一锡克联队派了一个连支援他们；他们驻在山口以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所，像星罗棋布似的，遍布于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广大平原上。平原覆益着一层大约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显，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的驾车穿过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车辆向勒村行驶。哨所指挥官告诉我，前几天，车辆活动频繁，中国部队明显地在集结。因为有相当一段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把双方的阵地隔开了，在这一前线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山口本身是宽的，通过山口的路是相当平坦的。车辆很容易源源通过这一隘口，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往达旺。如果中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这一战线进攻，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突破此线。锡克联队带来几挺中型机枪，但是弹药有限——也是大约只够战斗半小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时报纸和广播都已发表了在僧崇发生小规模战斗的报道。我从师部听说，他们都未描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也不描述我们的部队沿克节朗河排成一行所处的危境。
同时，在当晚我听到广播说，尼赫鲁先生为了应酬一个不太重要的约会按期去访问锡兰①，在途中尼赫鲁先生公开宣布，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这一声明，就像用一个大棒猛击了我。我很难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更不用说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竟能公开发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宣言。不论他想达到另外的什么目的，尼赫鲁的声明如此公布出去，一个肯定的后果，将是我们的秘密计划被泄露了，因而危及我们前线部队的安全。
这一宣言的军事含意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是明显可知的，至少对于在前线上的我们这些人是如此。既然尼赫鲁已经宣布他要发动进攻的意图，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坐以待攻了。这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根治楚的：中国人在高高的塔格拉山脊上很好地建立了坚固的基地，他们由此基地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摧毁在克节朗河和娘江河谷的第七旅，然后直取达旺，一直挺进到达旺河。
关于10月10日在克节朗河完全失去防守能力的军事局势，是如何造成的，以及这一事件的确切后果，一直是众说纷坛，甚至以讹传讹。在此，我不惜冒昧重复，愿将有关我们沿克节朗河的部署及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况，写一概要：
10月4日军区司令森将军断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调动第七旅去克节朗河一线。我抵制这一命令而只派出侦察部队；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后勤支援以前，不能进行作战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够说服新军长考尔将军，第七旅不应派到克节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尔刚一到来，就鲁莽地直接下命令给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要调动全旅前往克节朗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征得旅长或者作为师长的我的同意。
尽管我曾向更高当局促出建议，不要越过扯冬，不要用延长我们建立哨所线的办法，去扩大我们的领土要求，但是我却奉命要提交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虽然我确实制作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也明确表示过，以我师当时所具有的后勤资源，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进攻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再明确地指出，这类进攻的尝试，会带来深远的后果。我们，是指达尔维、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和我本人——甚至还有考尔。他在10月6日发出的密电和以后的文电中，也指出过。
看来，考尔已经接到命令，最迟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所以他采取了行动，调派一个营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发生小现模战斗之后，考尔还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让它调回到一个合理的有战术价值的阵地。当时经过各种设想和考虑，都要求必须立即这样做。
考尔自称，他仅仅执行了在他来此以前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即使有意，也无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一个排去占领僧崇。这是不正确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个哨所的责任，完全在考尔。在我以前送交军区司令的计划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作战行动是我师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计划中，没有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建议，也未建议派遣任何部队去占领僧崇。
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军长在陆军总部能占上风，说服他们，他们所想象的作战计划，没有相当大的后勤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开始检查我的指挥系统，因为很清楚，虽然娘江河谷在战术上仍受达尔维的指挥，但由于他坐镇克节朗河前线，已经无力控制娘江河谷的军事行动了。我正期待着第四近卫军联队（原来是作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接防部队）随时能够到来——并且期待其他部队也可能来。于是，我着手把第四师的防区分成三个分区。
达旺一线保留原状，由卡·辛格（连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负责保卫棒山口的进路和达旺的防御。在左翼，我计划从第七旅接过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留给达尔维的是指挥克节朗河一线，从西部的章勒到第三号桥。
我把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区，直接受吉米塘师部管辖。我发出命令叫第四近卫军联队到达之后，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联队的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让后者参加在扯冬的第七号桥防区。伦按和哈东山口划入中部防区，在师部的指挥之下。
我把通讯队的第二号指挥拉姆·辛格少校召来，并指示他向他的指挥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尔我的后方指挥部）发一电报，教他飞到克节朗河和娘江河地区。他的任务是作一次通信联络部署的侦察，以便把我的前线部队按计划加以分区整编。（迪瓦里刚刚完成克节朗河谷的侦察，正在归论中，发生了意外，打断丁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国人俘虏了。）
译者注：
①现称斯里兰卡
第六章 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期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姬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思·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言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末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两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行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