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抵抗半小时,弹药用完;然后四散溃逃。这是对著名的“红鹰”师的一种不光荣的预测,但是,假如我能适当地执行我的撤退计划,至少我可以挽救千万条人命,以免他们死于那些荒凉的高地。
为了保证征战斗爆发以后,我能应付事变,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讯,可以同所有的防区和有关哨所取得联系。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两位很好的协助,我的通讯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还到克节朗河地区视察过)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后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简单地说,我的通讯联系情况如下:
后方:与军部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邵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
第七旅防区:与第三号桥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但是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队(章勒、章多、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消息,中部防区:有线和无线电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号桥、第二号桥、伦坡、哈东山口、兼则马尼、仲昆桥和布罗昆桑。
达旺防区:有线电与无线电均畅通。
我的通讯官和全体人员,保证无线电收音机和有线电话操作良好,保证我同各防区和前哨基地保持联系没有困难。所以我有信心,一旦发生战争,我能帮助和指导我的部队。以此作为唯一的安慰,最后我渐惭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后的若干夜晚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熟睡。
译者注
①系密码代号。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国进攻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按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结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事,完全颠倒了军事上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军长不在,一直是军区司令从军部发布命令。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总算是处于战时状态了。军区司令却把指挥第四军的责任扔到我头上,而我是在远离军部的前方,无法取得联系的。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谦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据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的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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