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的计划。
我向比吉汇报了我同塔帕尔会见的情况，也告诉他，我正在写一份关于直到目前为止的作战报告，包括战斗以前的时期。他对我说我应在离开以前写完并且亲自交给他。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到德里应该做什么，应该去见谁。比吉说，有绝对的必要，把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告诉议会和公众。我表示如果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我是不愿意去见任何人的。比吉建议我应该去见迪奈希·辛格（当时在外交部），因为总理听他的话。如果我能够说服迪奈希，他会把意见传给总理。我耐心倾听着这种卷入政客纠纷的幕后秘密计划，但是我不准备接受比吉对此问题的建议。
午饭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扯冬和达旺作战的报告。其具体细节我是历历在目，我能按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而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原件送到陆军总部以后，情况如何，曾否问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会有很多人看到它，因为我发现，直到目前那些理应更了解情况的人，还怀有很多的误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图贬低第七旅在克节朗河和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的作战。不管如何，我的报告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现在编写此书有关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
我写完报告之后，回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该机构的一些文职官员从边沿地区回来了。有几位途中经过提斯浦尔城，他们对我们叙述说，该城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传播着近于惊恐的情绪。某些消息来源显然正在散布关于中国人如何残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谣传中国士兵惯于挖我们俘虏的眼睛，而后立即枪毙。就我所知，连提斯浦尔周围茶园的英国居民，也听信这些谣言而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有些种植园主，已把家眷送到加尔各答。同时我必须记载下来，他们多数人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他们借给我们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
从某方面来讲，惊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谣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平民百姓没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们对于军队又不再信任；而对于陌生的敌人的恐惧，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我认为这完全应归咎于森将军和军部几位高级参谋。按照正常的惯例，应该在作战期间，每天派一名联络员到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把当天第一手的情况报告带回来，军部就能够向报界发布准确的新闻通报。从10月中旬以后，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未曾试图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区的前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很多的惊慌与混乱——以及最终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我记得10月23日早晨，在达旺我去看森时，他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甚至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镇静。而且军部或军区司令部尚无一人能够静下心来，对截至目前为止的作战局势或中国的作战方法与意图，作出一个总的估计，或就中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作出一个可靠的预测。军部或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都未遵循常规的专业程序办事。相反，他们坐在遥远的控制椅上，仅仅凭着他们脑中的幻想，就对前线的进展情况，勾画出耸人听闻的图景。其结果是，他们的反应如同钟摆一样，在虚张声势与丧失信心两者之间来回地摇摆。钟摆摇到一头时，给了他们虚假的勇气，导致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进行反攻，重新夺回达旺；钟摆摇到另一头时，他们陷入了绝望，主张放弃色拉与德让宗，向后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对于卡门边区的安全是危险的，而且的确也危及阿萨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御地区，提供一切可能调派的部队与火力支援，特别是空中支援。反攻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在将来有朝一日，需要调来新的师；现在要坚守阵地，作为巩固基地的师，不应当用来作为主力发动进攻。而且，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敌人的兵力和将来的意图作出准确的估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片混乱。
我回忆，10月23日我从达旺乘车去让，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将作一番工程兵的计算，小国人从他们在西藏的前沿哨地区，修筑一条公路到达旺，需要多少时间。他说，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修通可行驶载重15英担（1800磅）的卡车的公路。当时我甚至指出，那条路线的地形是缓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国有高度组织化的劳动营。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坚持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国人，少于两个月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计是敌人在6周以内，可以通车到达旺，然后他们会立即向色拉进军。结果是，中国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修筑了肖…棒山口…达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达旺…让的公路，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把中国可能于大约11月20日进攻色拉阵地，作为我们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的基础。假如是这样，色拉应该指定为“至关重要的阵地”。按照战略上的惯例，只有最高当局才能批准从这种“至关重要的阵地”撤退。如果第四师坚守色拉而不向后逃跑，那么任何越过色拉的敌军出现在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只能是轻装的和孤立作战的部队，他们不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区，因此，第四师能够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只要防御者能够勇敢地坚守他们的防御阵地。
这里还必须说明，空军应该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侦察作战的进行情况，诸如敌军的集中、中国公路与小路修建的进展；第二，对于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给予适当的警告（以及用有计划的空袭破坏敌军的行动），不使用空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不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具，并为我们下一个任命做准备，我让她乘每周信使班机回德里。当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陆军总部报到。
译者注：
①陆军参谋长。
②克什米尔的首府。
③圣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独立后曾任列总理。
④克什米尔国民大会党主席，长期任该邦首席部长，1982年逝世。
第十二章 中国宣布停火
29日我飞回德里。到达帕拉姆机场之后，我乘出租汽车到尼札姆丁，我内弟索尼医生的住宅，他邀请我住在他家。
我们交谈到深夜。索尼愿意听有关第七旅的详细故事情节，第七旅如何调去克节朗河、它的作战计划和战斗进行的情况。我和他容易谈得来，我发现他对军队的规则、礼仪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细微差别，反应很快。听了我的叙述，他颇为惊讶，竟然以中世纪骑士的方式把部队派到高山地区去作战，而又不给空中掩护或后勤支援，然后命令部队去同强大的敌人在武装战斗中进行较量。
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捂，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竞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