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仍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援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而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揽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一埃得到通知，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我估计瓦弄（在洛希特边区）附近至少有一团人。这些估计被上级当局不加解释地否定了。关于中国的兵力，上级告诉我的仅有情报是十分模糊的，据说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过200人的一小撮劳动营部队，他们没有战斗力。”我很难想像这情报的来源，肯定不是来自兼则马尼的文职情报站，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并且同意我的估计。
军区司令下一步开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个占领塔格拉的计划。我提出了抗议，我说，以现在的兵力状况进行这样一次战斗，是行不通的。但他坚持要我制定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西巴尔暗地里劝告之下，仅仅为了满足森的要求，我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计划。
我违背心愿而编造的计划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很少有炮战任务）将作为一个步兵旅部，并从第七步兵旅部接过保卫达旺地区的责任；拨给它新近即将到来的两个营；第七步兵旅与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仍在从米萨马里到达旺的行军途中）将集中在伦坡；第九旁遮普联队留驻扯冬；伦坡基地充分储备30天的给养；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储备15天的给养；只有在此之后，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调动，在章勒集中，准备对塔格拉山脊进行突然袭击，向东扫荡。
关于这个“计划”，我必须略加展开地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章勒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营地，按照一位军士（末授军官衔）在巡逻时，用铅笔仓促勾画出的克节朗河谷示意图，似乎它位于扯冬西部的某处。据此，为了迎合军区司令的意图，我就编造了我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在事后看起来是轻率的举动，而我和我的师，确实是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三周，受到这种轻率举动的报应，这个我以后再加叙述）。因为中国部队占据着从第一号桥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紧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根本没有可能从河岸线直向山上发动一次正面的进攻。所以，我那“幻想产生的”进攻路线，要以章勒侧翼为基地，发动进攻，然后向东扫荡，并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击，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或者说，当我看到那个铅笔画的草率示意图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纵然来自军区司令的压力，我承认制定这种假造的欺骗性的计划是我这方面的一个失误——我们全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明确表示过，发动进攻要以完成伦坡的后勤储备为条件；而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期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后来到色拉，他说，就是登山运动员要适应这样的高山气候，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称无所不知的德里当局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又定要抵抗我们建立哨所的行动；那么，我们着手愚蠢的进攻计划，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一场大灾难。显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级当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宁愿不顾事实。
这时候，中国广播了几条消息，要求我们的部队从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越过克节朗河的阵地上撤回去。当然，我们的部队不予理会；并且继续巩固所占阵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双方敌对武装如此对抗之下，长久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日，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结果双方都有伤亡。这样，沉闷的对抗，已升级到公开的、还可以说是有控制的战争行动了。这次事件，也显示出中国人是准备得很好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勉强支撑沿着克节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几股小分队。撤运伤员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个到8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才能回到伦被，从伦坡再空运到吉米塘。有些伤员在搬运途中就会死去，根本到不了战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已使达旺面临严重的威胁。我愿强调说，达旺不仅具有政治上和战术上的意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达旺的佛教徒门巴人，特别是著名的达旺寺庙里的几百和尚，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1960年，当我们开始建立阵地时，他们曾抱着希望与印度军队共命运，完全和我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的安全对我们是一种神圣的信托。
以前我曾经要视察伦坡和扯冬，但是没有适当类型的直升飞机。年青的空军驾驶员们，作为优秀的飞行员，很想为陆军分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曾几次试图降落，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架米…4型直升飞机在临时机场上坠毁了。因此，飞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伦坡，从达旺出发需要四天艰苦的长途跋涉。
在伦坡，我见到达尔维旅长和其他从达旺步行来的人。我发觉达尔维情绪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的气氛是令人沮丧的。部队有很多人来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劳、饥饿、衣着破烂、士气颓丧。
9月27日，军长乌姆拉奥乘一架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到达伦坡。他通知我们，内阁已决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这一进攻必须尽早完成。这等于他向我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在伦坡的两天内，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讨论。然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进一步草拟了一个试行计划。
根据我对中国兵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