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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拉中校，把我们领到一个掩蔽洞，军长和我在接近冰点的寒冷中，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饼和茶的早餐之后，我们动身去扯冬。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们的向导。河谷在多数地点不超过100到200码宽，像在第一号桥差不多，覆盖着密密的杜鹃花灌木丛。我们穿过“丛林”新辟的一条小道，在中午到达扯冬。在那里，达尔维旅长，另外两位指挥官和旅的军官们，都来迎接我们。扯冬哨所有大约30名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由一个廓尔喀二级准尉指挥。第九旁遮普联队派来加强原扯冬哨所的连队，在扯冬以西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队，今天成批地陆续到来。
在此提一句关于后勤的情况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达旺的几匹骡子，最远只能走到达旺以西距离10英里的卢姆拉。过了卢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队骡子不能行走。至于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些山中羊肠小道，就是最强壮的部队，一天也超不过10英里。当地的搬运夫，在三天行军之后，能够运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资（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毯子和口粮之外，还能背的东西）。从“边境修路组织”来的搬运夫，由于不习惯当地的条件，在三天之后，每人只能运送5到8公斤。我已说过，章多证明不能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空投区，充其量能够作为一个应急的空投区，伦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在达旺的前沿，很备建立四个直升飞机场。在色基姆、伦坡和章多的机场，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而吉米搪可降落米…4型飞机（较大的俄国直升飞机，能载6人）。而且雨季还未结束，每天都有大雨。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地，已经开始下雪。在克节朗河谷的部分地区和章多，都下了小雪到中雪。
回到原题，谈谈扯冬哨所：约翰·达尔维旅长和奉调而来的两位营的指挥官、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中校和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李克中校，那天早就来到了。后者，甚至经过艰苦跋涉之后，身体情况良好，还在忙于计划安排，准备接待他们陆续分批到达的部队。他们似乎信绪很好，但我颇为约翰·达尔维担心。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而现在看来，他拉长了脸，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妥善处理，我完全同情他。在9月8日，当他就要动身去欢度好不容易轮到的休假时，突然被留下来，应付他的旅所在地区的这场危机。我知道，他有迫切的家庭问题等待他休假时去处理，这就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我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试图使他放心，我对他说，现在考尔将军已来到现场，最后他会向最高当局就我们的形势作一正确的汇报，并且会停止关于向中国发动进攻的这一切骗人的愚蠢行动。我认为我略微减轻了达尔维肩负的忧虑重担。
我们所在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由一个大椭圆形石墙围着，还有一些浅挖的战壕。哨所本部的兵力是，一个低级指挥官和大约30名士兵的一排人。看样子，他们是愉快的，但有一点慌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意识到在战术上地形对他们不利，他们处于被对面山坡上的中国土兵所俯视的地位。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骡队从容不迫地卸货，然后返回上面的山腰。他们有机动锯伐树做床铺，他们的战壕选点很好，每一战壕前面部有正规的射击场地。他们看样于是友好的，他们间或向我们喊话，要我们派政治官员去和他们谈判。当然，我们不予置理（我们在达旺的政治官员，曾经警告我们的人员，不得同中国人进行任何商谈）。
中国的士兵看来是健康和愉快的，都穿着在下雪条件下作战的服装。他们的骡子运输队能够直达前沿哨所，他们的车棚离后方只有7英里，就在塔格拉山脊的正北。他们自然不像我们那样担心后勤的供应。在塔格拉山上，他们的纵深阵地，俯视和控制着从章多到兼则马尼长达15英里的、贯穿河谷全部长度的我方阵地，因为克节朗河以南的山脊，比塔格拉山脊既低下又不陡。人们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严重不利的条件。
对比之下，我们是把第七步兵旅赶进了局限的营地，有些穿着最单薄的夏装，供给最低微的口粮，携带不超过半小时战斗用的弹药。而我们宣扬的目标是，不久要进攻和击退驻扎在比我们更高的山脊上、准备得很充分的中国旅！
很快，考尔认真举行了多次讨论会，有些会就在中国人的鼻子底下召开的。中国人得意扬扬地挥动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向我们炫耀。有一次，正当这种讨论会进行时，他们甚至向我们营地发射了一阵自动炮火。
我能看得出来，考尔尽力作出一副勇敢的姿态。但是，我知道他已亲自来到这些遥远的高地——无论在地上还是从空中，他是第一个高级将官做到了这一点——地形的严酷实际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狂妄地对扯冬哨所的军官们讲话，宣布政府特别选派他来控制局势，并且把中国人从印度的领土上赶出去。那天的其余时间，考尔用来研究地面形势，他沿着横跨扯冬哨所的连绵的山谷，上上下下、走来走去地要寻找观察地点。
稍晚，达尔维向考尔简单介绍了该旅后勤情况的严重程度，强调指出，此刻他的部队只有不足三天的口粮，他们手中的轻武器只有一袋子弹（就是说，每人有50发子弹，大概够打半小时的硬仗）。考尔立即草拟电报给军区和陆军总部，强调说明后勤供应短缺的情况，并且指出，空投给养和弹药，迄今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通报说，严重缺乏搬运夫。然而，他又是以习惯的模棱两可的说法作结束——他说，虽然中国人远占优势，而且能够把第七旅从阵地上赶出去；但是他，考尔将军，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把中国人驱逐出去！这种陈述真实地反映了他自己对于目前形势的态度。同时，他是既晓得我们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毕竟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而又情不自禁地要“讨好”最高当局。究竟陆军总部或者政府内阁会从这些电报中得到什么印象。我一想就不寒而栗。然而，达尔经从考尔的电报中，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抱有希望地认为，考尔给陆军总部的信息是取消作战计划的开端。
考尔和我回到我们的地堡，已是深夜。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将得到一点非常需要的睡眠，那就错了。考尔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局势的各种可能性。不管我怎样解释，我们的所谓“计划”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顾我怎样地劝告，我们应该从河岸上那些战术上不利的暴露的阵地撤回来，考尔却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已对该“计划”着了迷，现在正把全部信心都寄托于“计划”，以摆脱他们面对议会和公众舆论的困境。然后，他重复地表明他的决心，要派一个营过河去占据塔格拉山脊的一个阵地。（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看见远在对面山坡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一拥错山脊顶峰线下面的某处。此处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标记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写为“Tseng Jong”。）
我猜测比吉·考尔想作出一个“姿态”，去安抚德里当局，而派部队去到河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个答案；但是，我企图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我说，到现在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节朗河作为事实上的边界，达尔维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如果现在我们派大批部队过河去，中国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谈到深夜，虽然我极为需要一点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样一种人，能够只需极少的睡眠。最后我劝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队，比如说一支有限的巡逻队，试探渡过克节朗河，并观察中国的反应。说到这里，我睡着了。但是比吉不时地继续唤醒我，要讨论他那兴奋不安的脑子所想到的种种方案措施。我认为他是通霄未眠。
在此，我愿说明一点。考尔在他的书中，企图为他决定派部队过克节朗河作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这一行动是9月28日达尔维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说，派一营部队去塔格拉山脊，他仅仅是批准一项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调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憎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