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
能准许我躺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我头疼得裂开似的，周身发冷，直打哆嗦，我知道体温还在上升。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交班时她们互相喊丁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那夜班看守，沿着过道一一察看着各间牢房，渐渐向我的囚室逼近。只听她精神抖擞地踱着步子，在各间囚房的窥孔边稍稍停留一下。
〃怎么啦？已躺下了？可真会享福。起来！还未到睡觉时间呢。〃她巡到我门口时，就高声叫起来。听她那声气，我知道就是隔天下午来搜奄我囚室的那个女看守。
〃我病得厉害，刚才下班的那位看守让我躺着的。〃我想除非她来硬拖我，反正我就睡着不起来。幸而她倒没有进来与我过不去。过了一会，我听得她在楼上训斥另一个犯人。
次日，一位青年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热，而且已咳嗽了两个月了。他说：〃你可能得肝炎了。这阵，看守所里患肝炎很多。我先给你验一下血。〃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个稍稍懂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会知道我患的是支气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转成肺炎了。一个肝脏肿大的人的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青年，究竟是哪一号〃医师〃呀！我俯下身子从敞开的窗洞里往外打量一下，只见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穿着一身军装的农村青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并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专业医生，他来这里当医生，只是受领导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业务的工农来担任此类技术工作。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看来，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治病中学会做医生〃。
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医生，将我带到装有火炉的看守办公室，我顿时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他打开医疗箱，拿出注射器，将我棉袄脱掉，然后卷起我袖子准备打针了。但待他把针头插入我手臂时，却找不到静脉。试了几次都没成，我皮下都给扎出血了，手臂阵阵作痛：看得出他很着急，满头大汗，手都在颤颤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难受，因为他在从事自己力不能及的工作。我知道要是我不在这时给他讲几句宽心的话，我的手臂还要吃苦头了。
〃我的静脉很细；医生们都说，要给我抽血真难。〃我说，以尽量鼓起他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么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说，那是充满感谢的一瞥。然后我又屏气让他再试一次，最后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热度已高得令我感觉不到囚室里的冷彻骨髓的寒气。看守允许我躺在床上。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监视下，一天两次给我送稀饭和热开水。大部分时间，我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做着奇奇怪怪的恶梦，觉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样，飘飘然地，从装着铁栏杆的牢窗里袅袅飞了出去……一天早展，那青年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患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现在把衣服穿起来，送你去医院进行x光透视。〃虽然明知自己没肺病，但我也十分乐意去医院检查一下。
下午，一个女看守开了囚门把我带出去了。我的双脚摇摇晃晃的，无法自持，全身软绵绵的。幸好她没大声吆喝，也没催我快走。在看守所出口处，一个男看守拿着副手铐在那里等着我，只听那女看守对他摇摇头，轻声说：〃病得太重了。〃我不懂她那意思是，因为我病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窜，所以不必上手铐；还是我的病太重，不上手铐以示照顾。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铐拿走了。
一辆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门口等着，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车。
与十六个月前那个夜晚，我被带入看守所时比，这条车道的变化有多大！那里灯火通明，到处都见忙着干活的人丛，车道两侧的杨柳树边，支着一块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那些语录是用黄色油漆写的。木牌面对着大门入口处，可能是给那些进看守所的犯人制造一些恐怖气氛。在军营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条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分子！〃，〃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定要解放台湾〃。几个供射击练习的靶人，都穿上洋装给悬挂在木杆上，它们衣襟上分剐写着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及台湾国民党头目的名字。那些解放军，就对着它作作刺杀练习。当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迎上去，将刺刀杀向靶子时，全体战士都屏声呼出一个震耳的〃杀〃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几乎不见人影。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医院，路相当长。一路上，只见到稀疏的行人，紧裹着棉大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踟踯而行。我虽然病得厉害，可因为已有好久波看见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我还希望，能从中推测体会一下，女儿在现今的生活。
到处都是破坏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大楼里，嵌着一只只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时能见到连根拔起的树木，被丢弃在一边的汽车。垃圾随风四扬。垃圾堆边，徘徊着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是觅宝的拾荒者。交通灯已停止启用了，建筑物巳贴满各种标语语录，有的都贴到公共汽车和卡车身上。也有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解放军代替民警在马路上巡逻。几辆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铁棒的造反派的卡车，风驰而过，他们一边还高喊着口号。
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问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监狱医院，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内部，保卫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严格得多。吉普车经过两个关卡，都检查锝十分严密，仔细核对过证件后才准许车子驶进有众多解放军守卫的大铁门。那些看守都挂有手枪。
整个监狱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见一棵树木，只听到众多工场里，传来突突的机器声。那一长列标着各类小牌牌的房子，是审问室和办公室，沿墙也贴满各种打击敌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标语。远处一道高墙后，围拦着六幢大楼，窗上都装置着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里的窗户一样。我猜想，那些大楼，都是犯人的生活区。
看守将我带进医院大楼，那里也是贴了满墙的标语、语录，还有一张巨幅毛泽东画像。那布置环境的人，可真谓〃别具匠心〃连窗玻璃上也画上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头像下端，还画着一颗插着箭头的红心。其他的画像边，都写着一个〃忠〃字。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零六！〃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他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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