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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她是个共青团员，可能出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我没有就每月送衣物这个借口，与女儿发生任何联系，这令我十分心安，因为如是，她不必在监狱门口花上几小时排着长队来替我送衣物。现在我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不见她来送衣物，因为她已经死了。
〃报告！〃我一头冲到门口，希望能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一点真情。
〃什么事？〃那看守推开小窗看着我。
〃你刚才才给我的那包东西是我女儿的。〃我说。
〃是呀。〃看守答道。
〃我女儿怎么了？〃〃她没什么。〃我俯下身子透过小窗死死地盯着对方的脸部表情，那看守显得很平静正常。
〃这些衣物和一九六六年时一样完好崭新，这几年里她好像根本没有动用过。〃〃我怎么知道？或许她又买了新衣服。她有工作的嘛，是吗？她自己有工资，能买新衣服，这难道不可能吗？〃〃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还活着，并且很健康，是吗？〃我满怀希望地问，并期待着我的问询能得到证实。
〃我叉没见到她。那话是你自己说的。〃〃但你是知道的。〃〃她为什么要发生意外呢？〃那看守说着关上窗就走开了。
我是否有点神经质了？是否监狱生活令我过度猜忌或多疑敏感了？我再把一切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在我接触她的每一样衣物时，我越发肯定地相信她确实已经死了，不在人世了。但我仍希望这仅是我的臆断。因为我是一贯相信事实，对那些不可理解或不能解释的感觉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另外我不能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会令我在监狱里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完完全全失却其意义了。死神只能降临至老年人身上，而不应把她这么年轻健康的人带走。但不管我眼前看到了什么，我仍坚持相信，她一切都很好。
但我也无法解释，眼前摊在我面前的这一堆东西所意味着的种种不祥之迹。这一大堆衣物本身看起来，像是自我入狱后不久，时间就忽然停滞不前了。那件深藏青棉袄还那么新。但待我仔细察看它的丝质滚条时，我发现在胳肢窝里有点折痕，一边口袋里还有一条手帕。这说明她曾穿过这件棉袄，但最多只穿过一个冬天。我迅速地转着念头，假定了又推翻，想象着种种可能。听那看守说，好像她还健康地活着，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我忽地有了一个新的念头，复又走到小窗口。
〃报告！〃我叫着。
没人答理我。我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人来。但我听见看守们在走廊那端他们的休息室里谈天。待那值班看守来关照睡觉时，我想试着与她交谈，但她没挨近我的牢门，只是远远地站着命令大家睡觉了。
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只感到越来越不安和担心。次日第一件事，就是再呼叫看守。
〃报告！〃没人答理。我决定等白天的看守来换班时再说。等到她来了，我又叫：〃报告！〃她很快过来了：〃什么事？〃〃昨天那看守给我送来的衣物是我女儿的，这令我十分不安。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我女儿根本没动用过它们。红卫兵只留给我们每人一件棉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冬天里，她好像从未穿过这件棉袄？为了证实我女儿还健康地活着，我请求让她亲笔写几个字给我看。〃〃犯人是不准和家属通信的。〃她说。
〃那她就只写'毛主席万岁'或抄录一段语录，或者就写个她自己的名字。〃我恳求着。
〃不行。我已跟你说过了，犯人是不准与家属通信的。〃她毫不通融地说。
〃但我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说。
〃那也是一样。〃在以后的几天中，我反复向每个看守提出这个要求。我越来越肯定，女儿真的不在人世了。因为那些看守不是支支吾吾地推诿，就是默不作声。有个别人在拒绝我的请求时，看来还脸露愧色，她们把目光躲开或者盯着地上，反正不敢正视我的目光。
我心绪纷乱，凄恻痛苦。既害怕，又是极其希望了解到真情。一会儿我确信她已死了，一会儿又相信这是自己长期囚禁的一种过度敏感和悲观。
连续几星期，过度的忧虑加上吃得少，又几乎是通宵失眠，我又病倒了，我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这样又被送往监狱医院。虽然我的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但我已缺乏再活下去的欲望了。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并在圣诞节前回到第一看守所。
在监囚的几年中，我经常祈祷，令我感到上帝就在我身边，在那一片寂寥黯然之中，我曾感受过不少超现实的妙不可言的见证，而这些在我以往舒适优闲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感受体验过的。我对真与善的信仰重新燃烧起来，这令我生出新的勇气再抗争下去。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的信心与希望，支持着我，带着我安然度过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困难、疾病的侵蚀和肉体的折磨。与此同时，苦难增强了我的信心与希望，让我切切实实感到，上帝永远存在，只是我要主动去贴近主。白天因为有看守监视，我不能公开祈祷。我唯一的祈祷方法就是把头俯在毛泽东著作上，从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发出呼声，向上帝倾诉。当我提及女儿时，仿佛生活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她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出生之时，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斗争会后被捕，母女被迫分离之间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我反复回忆着，她在成长中每个时期给予我的欢乐，令我深切感谢上帝，恩赐我这么一个女儿而令我幸福万分。日以继夜，我接连祷告着，这样令我可以更多地回忆她活着时的种种生活细节，而可以更少地思及她的死亡这个悲剧了。如此一天一天地，我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法。我想，正因为我现在无法肯定，出狱后能否再见到我的女儿好好地活着，因此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的抗争还未结束。我必须要去调查我女儿的遭际，尽我之力，为她的不幸申冤报仇，追究责任。失去曼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悲惨不幸的，但我并不因此停止抗争。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抵达北京。报上满是有关他来访的报道，并登载着他抵达时在欢迎宴会上的照片，及拜会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我看着毛泽东与美国总统握手时笑容可掬的表情，心想这真是他最为得意的时刻。在这一瞬间，他十几年来的种种屈辱（即政治上的被拒承认），顿时均烟消云散了。肯定他自己也意识到，与美国总统的谈判不仅对他个人及共产党来说，有其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就对他的死对头台湾国民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从报上所有的新闻图片和报道中看来，周恩来的表现最为杰出。新闻报道说，周总理陪伴尼克松总统来上海，然后总统再由上海返回美国。并说美国总统将在沪稍事逗留，这就暗示对中美公报的草案，最后尚存有一些分歧。但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签署了。公布的公报译文中，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这种应诺令美国不可能再承认台湾是另一个中国，这是过去长久来共产党政府最顾忌的。另外公报上还指出，中国否认将放弃以后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的胜利。尼克松的来访令中国得到不可估量的收获，而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一场尽心周到的款待。看来，中国与美国和解这一政策，不仅仅是合法了，而且前景还无量呢。而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地位，由于他卓越优秀的外交手腕及其成功，也大大提高了。
现在这一阶段，似乎阶级斗争稍有松弛，不再喋喋不休地强调了，空气略有缓和。连报上文章的语气，也不那么火药味十足了。即便看守们，也像点人样了。三月我又被提去审问，那个我刚进来时提审我的审问员，又回来了。他一切从头开始，好像其中相隔的那几年根本不存在过。他要我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又问及了我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生活经历，等等。反正把一九六九年工宣队审问员所问及的情况又再重复问了一次。我觉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有关这些问题我早就解答过了。他只是说：〃你得再回答一次。〃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在施诡计而诱我说些与过去所供的不同之语，从而就可詈责我说谎不老实。这不过是因为第一看守所的审问员和工宣队审问员，是有两个不同的主管而已。这一系列的审问又花了几个月，我也记不清到底被提去审问过几次，也不知读了多少段语录。但在这期间，却一直没有出现大声叫嚣或争辩这种情况。可我带着病，又乏力，真让这种无完无了的提审惹得厌烦透了。
一九七二年秋天的一天，看守向我出示了一封信，那肯定是从我们办公室里拿来的。他问这信是否我写的。我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就答道：〃是的。〃〃这证明你有不法活动，或许也有可能只是政治上的错误。〃他说。
我吃了一惊。〃让我再看看这封信行吗？〃我要求着。
他递给我那封信。我发现它写于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刚病逝以后。那时我必得去亚细亚管理一些事。因为中国银行一定要在他们银行留有印签的公司负责人的盖章才能支付现金。我对当时情况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清早我就接到亚细亚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已派了一位新的总经理来继任我已故丈夫的职位。但目前他来不了，要到次年三月份才能成行上任。他说：〃伦敦方面要知道，你是否愿意代理一下？〃我回笞他可以的，但我首先要请示上海市府工商联。然后他要我列举一些新任总经理及其夫人来沪时应带的生活用品，特别指出是否需要带面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吃米饭的。
因当时我的秘书是个英国妇女，我以为她是最了解什么是最必需的，因此我就请她代开一张所需物品的名目，然后写封一信给他，由我签了名。出于对自己同胞的热心，她开了长长一列的单子，其中包括纽扣和清洁剂。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封信对我无妨。
〃我在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