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这一年的11月，经代表大会调查委员会，又有一批标本送到了检察院，宣称这些没有登记的标本是保存在那个杰卡诺西泽手上的。据委员会主席讲，专家在分析这些标本后，不排除中毒可能。于是再次进行鉴定。鉴定员再次报告，中毒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儿事呢？上面已经说过，在遇到激烈的反抗后，军队领导决定使用化学专用制剂“稠李树”和“K—51”。关于这一点，事先曾用大喇叭向集会群众警告过，连续多次呼吁他们解散。但是警告未被理睬。
后来，巴克拉诺夫上校在解释为什么决定使用特殊制剂时说，暴怒的人群向我们投来冰雹般的石块、瓶子、钢筋头，向装甲运输车投掷长椅，捣毁了所有的车灯、轮廓灯。人员中 30％的盾牌被捣毁……有一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伤者，无法无天的集会群众打碎了公共汽车和救护车的玻璃。我把这种情况向叶菲莫夫将军做了报告，根据他的命令，我给马斯洛夫少校下达任务，动用特殊制剂“稠李树”。
与传得纷纷扬扬的关于部队戴防毒面具使用毒气的传闻相反，部队根本没使用毒气，也没有戴防毒面具。至于说到“稠李树”和“K—51”，它们并不是毒气，内务部部队有权使用这种特殊制剂，以“平息群众骚乱、集体破坏社会秩序和其他反社会活动”。
我们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是用来对付违法分子的。根据关于战时禁用有毒和窒息性气体的日内瓦议定书和联合国文件，这些制剂不属于化学武器。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过许多国家如何广泛使用这种“警用瓦斯”以平息群众性骚乱的场面。
据有联合国代表参加工作的专门司法——化学鉴定结论，4月9日使用的特殊制剂并未对集会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专家们没有发现“稠李树”和“K51”达到危险浓度，更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毒剂。
关于对人身伤害和某些死亡原因的评估。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资料，在行动期间和之后，第比利斯医院共收治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据苏联总检察院资料，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悲剧性的结果是16名参加者死在事件现场，3人在医院不治身亡。
围绕这些死者，就像围绕工兵铲一样，出现了许多臆测和借题发挥。其实是有一部分集会者响应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号召，坐到政府大楼前的柏油路上、阶梯台阶上，发生恐惧推挤时，这些人没有办法站起来，结果遭到人群践踏。
将目击者的叙述和军人的证词加以比较，就可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引起人员伤亡的推挤不是由于士兵采取行动，而是由于挑衅和越来越厉害的恐慌以及集会组织者及其身边的打手们乱成一团造成的。
死亡和人身伤害的原因被一些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他们企图操控人的感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教唆者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次可耻的审判发生在1989年的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想读者会明白，那是一次对国家现政权的审判，是破坏局势稳定的政治手段。第一次浪潮中急于夺权的“民主分子”们竭尽利用格鲁吉亚悲剧事件之能事。当时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杜松子”酒瓶里放出了极端民族主义，使之成为统一国家解体的主要根源之一。领导政策多变，罢工者和暴徒得不到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明白地昭示，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丑剧日夜在电视上转播，就给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可怜的和无辜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受到苏联“大叔”的欺侮。为了说明“讨论”这一问题的荒谬，我想再举一些民选代表的行为为例。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发言后回到自己座位时，“民主派”的部分代表向他起哄，但当他们开始一字一顿地叫喊“杀人犯！”“可耻！”“恶棍！”时，帕季阿什维里突然停下，一个转身又朝讲台走去！此时应该注意戈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表情。前者面色苍白地靠在椅背上。后者双臂拄着桌子，微微抬起身子，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帕季阿什维里。但是瞬间的情绪一闪而过，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帕季阿什维里只好一挥手，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政客得势的代价
1989年 4月 9日的第比利斯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不少年。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第比利斯就好比是一个一心想破坏中央和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涣散部队军心的人们制定策略的演练场。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格鲁吉亚发生了政治剧变。谢瓦尔德纳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推翻加姆萨胡尔季阿后，他成了国家总统。看来他是打算依靠他的外国朋友——那些著名的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支持了。那些人是非常非常感激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他原以为金元会滚滚流入格鲁吉亚，把它造就成为一方“繁荣兴旺”的乐土。但直到现在共和国的人民还在为自己领袖的政策付出代价。为了让加姆萨胡尔季阿掌权，格鲁吉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由于谢瓦尔纳泽的执政，付出的代价更惨重。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有色”革命，还会让普通老百姓付出代价。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25年多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总是能够不可思议地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对上级领导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他隐蔽了真面目成功地适应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又同样轻而易举地像变色龙一样换了一身资产阶级的外皮。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没受过专门教育，没有国际政治领域的工作经验，一门外语也不懂，却把苏联外交部门的最高职务弄到了手。
戈尔巴乔夫十分赏识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个人倍加宠爱——天和道。但在苏联崩溃和苏共解体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们才流露出了真心话：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格鲁吉亚第一把手时，他们就已经促膝交谈，公开表示了对现在制度的厌恶。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坚持要把这位志同道合者拉到自己身边，拉进中央，这绝非偶然。
为了印证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想回顾一下1981年2月末3月初举行的苏共第26届代表大会。我是大会的代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我想说一说某些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干部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上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在会后一年余去世）。时过不久，许多领导人就开始发表与他们此前的信仰完全对立的言论了。
斯大林时代我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了几年。我那时还年轻，政治修养不足，耳闻目睹的全是对斯大林的赞扬。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发言在开头、中间和结尾都要歌颂领袖。
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也是伟大强国解体的许许多多原因中的一条：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奉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了人民、也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也是促成我党悲剧的一连串现象中的一环。
在准备材料时，我读了谢瓦尔德纳泽在这次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稿。在这次发言中，他13次颂扬了勃列日涅夫！
也巧，谢瓦尔德纳泽讲话后的第二天，他便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直接在代表大会上被隆重地授予金星勋章。
我想，现在已无须我再说，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崩溃、格鲁吉亚同俄罗斯分裂、格鲁吉亚人民陷入赤贫、向北约投怀送抱等一系列事件中，谢瓦尔德纳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当代的“邪恶天才”还会干出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现在很难说清他什么时候说的话是谎话——是早已成为过去的80年代，还是10年以后当他背弃自己信仰和行动的时候。
格鲁吉亚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严重。
长期以来，这个共和国始终寄希望于西方投资，但实际毫无成效。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格鲁吉亚的“民主派”领导们个人却能从美利坚合众国领取美金！格鲁吉亚领导人这种对主权国家说来史无前例的行为并未受到惩罚（但愿这只是时候未到）。我常常想，假如 1989年4月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有人揭露帕季阿什维利和共和国其他领导人从外国领钱，那会是个什么情况？他们一定会被人撕成碎片！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肯定会因此而展开。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难道还不应该向历史上的邻国——首先是俄罗斯——去寻求相互理解，去发展同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但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如果说谢瓦尔德纳泽用的是看风使舵、狡猾欺骗、溜须拍马的伎俩，那新的领袖萨卡什维利就是挥舞板斧了。
在政治方面，格鲁吉亚新领导的行为是极具挑衅性和无法预料的。2005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开始从格鲁吉亚的基地撤出，计划于2008年完成。非常明显，格鲁吉亚在不久的将来会接纳北约的大兵，然后就加入这一组织。
在“颜色革命” 中交下朋友的两个人——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正在进行由乌克兰取代俄罗斯，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去维和的非正式谈判。格鲁吉亚领导人在调整国内政治状况方面，采取的政策非常僵化。在革命的狂热中，阿扎里亚的问题倒是很快就解决了，但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进行的“闪电战”却失败了。
如果用一句政治语言来说，现在的格鲁吉亚是在对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搞“冷战”。大家知道，在这种战争中，最主要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