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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报道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收到很多来信，对我个人在这种复杂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同时还就我作为国家领领导人应当如何应对分离主义提出建议。让我仅引用其中的一封如下：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什文乔尼斯区的居民（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及其他族群的先进部分）被您的关怀和厚意所深深打动，也感佩您为保全苏联而流露出的关切。
我们以极为关注和赞许的心情，看到您就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第二次会谈的结果向苏联记者组发表的谈话，并拥护您在谈判中的坚定立场。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游击运动战士衷心感谢您在困难时刻没有忘记他们，并要求立陶宛代表团答应居住在立陶宛的战争参加者享有苏联法律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本地区居民热烈支持您的要求，立陶宛代表团应包括各种不同成分的立陶宛居民作为观察员参加。
我们也热情称赞苏联代表团在征募立陶宛青年加入苏联军队问题上的明确立场。这样的立场将有助于青年人，使之不致玷污自己的荣誉和自尊。
您判断立陶宛领导人不想进行正式谈判的意见已得到证实。他们在等待苏联的瓦解。（看得多么准！——雷日科夫）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立陶宛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忙于无尽无休地发布法令，目的是让一小撮冒险分子篡夺政权，侵犯立陶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立陶宛的货币正在国外印制已是事实。立陶宛银行董事会主席维留斯？巴尔基希斯面对《基姆塔西斯克拉什塔斯》周刊第42期的记者采访时说：“是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具体情况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也是国家机密。什么时候做，怎样做（指立陶宛币取代卢布），同样也都是秘密。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方案，但这将由最高苏维埃来决定，会出台法律。”
立陶宛人民正在清醒起来，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陶宛政府、已改组的立陶宛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党派的领导人并不清醒。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祝您在苏联同立陶宛共和国的谈判中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保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取得成功。
受立陶宛共和国什文乔尼斯区公民委员会委托
拉甫连尼约夫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会谈造成的沉重的感觉，特别是同代表团团长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交谈。这个人连一点点有关经济和国家体制的知识都不懂，给人留下的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面对他坐着，心中不免要冒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他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当民族主义的狂热过后，这个国家能期待他什么，又会怎样看待他？
不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国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同事件组织者个人的接触，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譬如，叶利钦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起，特别是在成立跨地区代表小组之后，就一直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代表的分裂行动。我想，这些共和国闹独立的斗争，对支持他个人实现掌控俄罗斯政权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他未必会把这些国家取得主权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
1990年8月他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休假（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势激烈动荡，疗养的事还是少不了！），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纸的采访。这里仅引用他对有关维护国家完整问题所作的回答：
问：您是否有意今后在联邦体制改革方面向戈尔巴乔夫总统靠拢？
答：俄罗斯共和国有意朝着同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每一个都缔结双边协议的方向前进。我们与总统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协议，但是在联盟条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们所坚持的是应在更高的层面上享有充分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之间，才能达成协议。总的来说，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的同意，总统大概也做不了什么。
这就是说，1990年叶利钦的目标已经不是要各加盟共和国在不脱离苏联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独立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苏联政府，早在1987年就先提出了问题。叶利钦的目标是破坏统一的国家和它的中央政权。他行动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为个人的权力而进行斗争，付出的代价是骇人听闻的：它导致了一个伟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
悲惨星期日
1991年1月，发生了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事件，将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另外两个共和国甚至全苏已经酝酿成熟的问题，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悲剧发生时，我正躺在医院。1990年12月底，正值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心脏禁不起两年来无所顾忌的折腾。如今很难想象，正常人会以这种虐待狂的办法来折磨国家领导人。但那些人向权力冲刺的时候，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发病前一周，我最后一次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分析了这些年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自己作为政府首脑所起的作用，力图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作出评价和结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也是我为后人留下的遗言。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冷静地研究这些过去的年代，并给这个时代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客观的评价。
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 1990年 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大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但是1月13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 3月 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他们还成立了国土保卫局，行使国防部的职能，并担负侦寻所谓“不可靠分子”的任务。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接壤的边境设立了武装的海关检查站。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征召青年人伍，以代替他们应服的苏联兵役。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军人及其家属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已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开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属性。
1991年1月初，为了保证执行1990年12月1日发布的苏联总统令和与之相应的苏联国防部命令，为帮助各级军事委员会完成青年的现役征召工作，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增派了部队。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利用这一事实，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居民中煽动歇斯底里和狂热情绪，号召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开展有组织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对抗法律秩序，似乎“苏联正在准备对独立的立陶宛国进行武装入侵”。而且声称：“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作为另一个国家的立陶宛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不承认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效力”。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共和国电视台讲话时说，增派部队是要“挑起冲突，进行威胁恐吓，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政”。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一项决定，成倍提高食品和工业品等商品的价格，高达4—6倍。这当然引起共和国劳动群众的愤怒，并造成社会更加紧张的形势。
出现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抗议游行和罢工，维尔纽斯、斯涅奇库斯、考纳斯等城市的劳动群众要求普伦斯克涅政府下台，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