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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广（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 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欢迎，给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为自己“扬名”，利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过他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几乎被“鲁赫”和其他反对派运动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时，“鲁赫”也没有成为向戈尔巴乔夫下过保证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确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针，弹起了乌克兰必须退出苏联的调调。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也许是因为还记得总书记“建议”的缘故吧，竟作出决定，将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交到了反对派代表的手里。这大大加强了他们进行直传、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
就在就苏联命运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的筹备期间，假面具被揭下来了。这一天，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议，决定对共和国居民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您是否同意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乌克兰应留在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内？”这个措辞本身就“有点那个”。但更重要的当然是公决和测验的结果。
这时，已经出现的15个政党和运动，公开展开宣传活动，反对保留苏联，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一个党。共和国城乡充斥着抨击苏联、要求乌克兰退出苏联的材料，似乎乌克兰正在遭到“帝国主义中心”的掠夺。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数字，证明共和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甚至同欧洲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试图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跟欧洲一样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口边挂着白沫力图证明，“莫斯科伦”会吃掉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听到一种断言，每年中央从乌克兰经济中抢去数额高达1000亿—1200亿卢布，出产的粮食有一半都要被运走。
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该共和国科学院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证明上面提到的“掠夺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被“掠夺”的东西竟高出该共和国实际资源3—4倍。实际上这些资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共和国自身。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共和国若单凭自己的资源，石油只能满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气只能满足22％，林业资源只能满足38％，等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石油的年需求量为6000万吨（即超过共和国产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场购买石油，按国际价格，乌克兰须支付80亿美元。至于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国的全部缝纫机，40％多的收音机，1／3的摩托车，l／4的洗衣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全靠输入。乌克兰只能生产所需纺织品的一半，但为了生产纺织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运入。如果说1989年输入的商品（考虑到对外经济联系）按内部价格计算为540．5亿卢布，那么输出的为 480亿卢布，或者说，比输入少 65亿。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为了分析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又以世界价格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逆差，即输入超过输出的部分，达50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却没人去谈，只有拥护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的那些人才利用这些数字，借以证明乌克兰“被掠夺”的谎言。
尽管民族主义分子不断发起心理进攻，但仍有 2200万公民，或者 58．6％的公民，对全苏公决中保存苏联的问题持肯定态度；有 2520万人即约 66．9％的人对共和国是否应留在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时也要指出，在基辅有 53％的投票人，在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约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对保留苏联。在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州有超过 45％的人，在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有超过 60％的人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成了“东部人”和“西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