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一个接着一个的众议员起身厉声批驳国安局的监控计划，对通过监听每个美国公民的电话以求阻止恐怖主义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这是美国自“9·11”袭击以来，国会对国家安全部门所做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战。
直到斯诺登泄密之日，很难设想一项旨在捣毁国家安全计划的法案能获得几张选票。可是这项科尼尔斯–阿马什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令华盛顿官方非常震惊：205票支持，217票反对，仅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支持法案的人士来自两党代表，共有111位民主党议员和94位共和党议员投了支持票。这种摈弃传统的党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诺登非常振奋，这对遏制国安局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华盛顿官方需要依赖僵化的党派之争所产生的盲目宗派主义。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么根据公民的实际利益来制定政策便会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多有关国安局的报道在世界各地争相发表，很多权威评论员都预言公众会逐渐对这一话题丧失兴趣。但实际上，对监控计划的讨论热度却在持续升温，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距我在《卫报》首篇相关报道发表6个月后的2013年12月，在一周内所发生的事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引发的后果还在继续发酵，也显示出国安局的立场是多么的难以为继。
这一周有着一个戏剧化的开端，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Richard Leon）裁定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行为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谴责他们几乎运用了奥威尔小说中相同的监听手段。除此之外，这位当初布什任命的法官尖锐地指出：“政府并未能提出任何一个案例，是通过对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所搜集的大量数据的分析切实阻止了恐怖袭击的发生。”仅在两天之后，在国安局丑闻首度曝光后奥巴马总统成立的一个顾问小组就此事发表了一份长达308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断然否定了国安局有关监听项目至关重要的说法。该小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调查表明，根据《爱国者法案》第215款所进行的大规模电话监控对防止袭击并非必不可少。并无实例可以让国安局有信心地表示，若没有根据该法案第215款所进行大规模电话监控，最后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在美国境外，国安局这一周过得也并不舒坦。联合国大会通过不记名投票对德国和巴西所提出的决议予以支持，确认在线隐私属于基本人权。就此有专家表示，这是“联合国给出的强烈信号，认为是时候该改变进程，终止美国国安局拉网式大规模监听的做法了”。在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不再从总部设在美国的波音公司购买45亿美元的战斗机，而准备将这笔期待已久的大单给到瑞典公司萨博（Saab）手中。巴西对美国国安局就其领导人、企业和公民所实施监控的强烈不满显然是这一意外决策的主要因素。“美国国安局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带来了大麻烦。”一位巴西政府知情人士这样对路透社表示。
所有这些并未说明这场硬仗已经以胜利告终。美国安全部门的势力异乎寻常地强大，手中的权力甚至会超过我们选举出的最高官员，它们还有着大量极富影响力的忠实拥趸，愿意以一切代价捍卫它的利益。在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公布裁定结果两周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利用人们对“9·11”事件的记忆，宣称国安局监控项目在宪法中应当另当别论。欧洲盟国一反开始时所表现出的义愤填膺，又和以往一样，顺从地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公众的支持也是变化无常：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反对斯诺登所揭露的国安局监控项目，但还是希望他因曝光信息而遭到指控。还有些美国高官甚至认为，不仅是斯诺登本人，就连包括我在内的与他一道工作的部分记者也应被一同指控，并投入大牢。
可是国安局的支持者显然被反对意见所逼退，他们反对改革的观点也日益站不住脚。例如，支持对毫无嫌疑的大众进行监控的人士常常认为，部分监控手段的确不可缺少，但这只是个稻草人论证式的谬论，不会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反对对大众进行监听，并非是要取消一切监控手段；相反，是要锁定具体监控目标，只针对那些有切实证据表明确有不轨企图的人士实施监控。这种有针对性的监控较现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对阻止恐怖主义阴谋行之有效，因为全面监听的做法会使得情报机构面对巨量数据无从下手，无法有效进行分析和汇总。与不加区分地对广大民众进行监控不同，针对性监控符合美国宪法的价值观，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准则。
的确，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所成立了丘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系列监控滥用丑闻，受此影响才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违法行为，或是对方具备国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监听他人对话，于是才有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不幸的是，这家法院的作用仅是个橡皮图章，对政府的监控要求无法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司法审查。尽管如此，其中体现的基本理念还是相当合理，而且是某种进步。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纳入真正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设立现行这种单方面机构，仅听政府一面之词，那么则会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措施。
仅凭美国国内如此的立法改变本身很可能还无法解决监控问题，因为国家安全部门经常会拉拢其他机构，以便对其所作所为大开绿灯。（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现如今已经被其完全拿下。）可是这类立法改变至少可以推动这样的原则，即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监控在隐私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社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权并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在国际上，目前德国和巴西正在牵头打造新型互联网基础架构，这样大部分网络流量将不再经美国中转，这对降低美国对互联网的把控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个人也在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拒绝使用与国安局及其联盟有合作的科技企业的服务，这将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这类合作，并会激励其竞争对手致力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欧洲科技公司在推广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服务，以替代谷歌和脸书的相关产品，并骄傲地声称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为美国国安局提供用户数据。
此外，为防止政府侵入到个人层面的沟通交流和互联网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应使用加密和匿名浏览工具。这对在诸如记者、律师、人权激进分子等敏感行业就职的人们尤显重要。科技社区应继续开发更行之有效且用户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与斯诺登在香港首度见面尚不足一年之际，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经在很多国家、许多领域带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改变。除却国安局具体的改革措施，斯诺登此举已经为极大推动政府透明度和整体改革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未来的激进分子很可能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完善他的做法。
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的打击力度超过了美国以往各届政府的总和，希望以制造紧张空气的方式，让任何泄密行为的企图都不能得逞。可斯诺登一举粉碎了这一局面。他想方设法在美国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还拒绝了隐姓埋名，而是骄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的公共形象并非是身着橙色连体裤和披枷带锁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达见解的独立个体，他据理力争，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所在，使美国政府无法再仅仅通过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众。这为以后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课：将真相和盘托出并不一定会毁掉自己的生活。
对于我们其他普通大众而言，斯诺登的意义也绝不容小视。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令每个人都意识到，任何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超凡能力。像他这样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非常普通的一个凡人，父母没权没钱，本人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拿到，不过是在一家大型机构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小职员，仅仅是出于良知行事，却生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即便是最执着的激进分子也会时常禁不住向失败主义低头。当权的机构看似强大无比，悍然不动；传统思想似乎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诸多党派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更愿意维持现状。但是决定着我们希望生存于怎样的世界当中的是人类整体，而不是少数私下里行事的精英人物。推进人们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才是揭秘行动、激进分子和时政新闻工作的真实意图所在。目前这一切正在成为现实，感谢爱德华·斯诺登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致谢
近些年来，西方政府对本国国民隐藏重要行径的做法，不断遭到大无畏的揭秘者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曝光。时不时会有美国及其盟国政府机构或军事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决心对他们所发现的严重恶行不再保持沉默。的确，他们挺身而出，将官方的斑斑劣迹公之于众，有时甚至为此不惜以身试法，而且通常还要付出极大的个人代价：搭上个人的事业前途、亲朋好友甚至自己的自由。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每个人，珍视透明度和问责制度的每个人，都对这些揭秘者感激备至。
激励着爱德华·斯诺登能有如此惊人之举的前辈有很多，首先就是五角大楼文件揭秘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他长期以来都是我个人的英雄偶像，现在也是我的好友兼同事，我做的所有工作都在尽力以他为榜样。还有其他勇气可嘉的泄密者为将至关重要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世，甚至不惜遭到指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