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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手续未进行之前（即我尚未求婚之前），我希望她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山姆·伯克尔兹见面。山姆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博尔德。
山姆是香巴拉出版社的创办人兼社长，香巴拉被视为有关东西方研究佛学、奥秘哲学与心理学最卓越的出版社。我们很久以前便认识了。那时山姆还开了家书局，即现在非常著名的柏克莱总店。当年20岁的山姆总是亲自把邮购单放在书里，在地下室忙着打包寄书给不同的客户。如同时钟一般准确，每个月他一定收到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名小伙子的大量订单。山姆心里想着：“如果这个家伙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我们一定会听到他的消息的。”
我真的把那些书都读了。我那年22岁，正要完成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本来我只想当一名医生，正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州都拉姆市的杜克大学医学院预科，读了两年才发现，医学对我的心智而言太缺乏创意，只要记住—些知识和资讯，非常机械化地应用于良善而毫不质疑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份职业就像被美化的铅管工人，况且他们治疗人的方式并不仁慈。于是我离开杜克大学返回家乡（我的爸爸是一名空军，他和我妈妈被派驻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欧富特空军基地）。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州立大学选修两门科目（一是化学，一是生物），后来才主修生化。生化比较有创意，至少可以做点研究或发现一点东西，发表一些新讯息、新观念，而不仅仅是应用别人教给我的知识。
虽然毕业时成绩优等，但我志不在此。生化、医学和科学当时已无法解决我心中最根本的傻问题，譬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和崔雅一样，我当时正在寻找某些东西，某些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我开始着迷般地研究东西方伟大的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我一天阅读两三本书，生化课时常不上，实验室里的实验也找借口不做（我们每周要切割上百只牛眼以研究视网膜，这真是令人厌恶透顶的工作）。我诡异的兴趣令我的教授们非常担忧，他们怀疑我正在搞一些不合乎科学的事。某回我本来应该向师生们做一次有关生化的“精彩”演讲，题目是《从牛的视网膜杆外缘分离出来的视紫红质的光异构作用》，我却仓促地将题目改成《现实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它》。这篇演讲严厉地攻击依赖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的不当，与会教员十分专注地聆听，并提出许多很有智慧而且思考周全的问题，他们完全理解我的论点。演讲结束时，后座有入耳语，但声音十分清晰，那句话总结了每个人的感觉：“嘘！终于回到现实了！”
当时的情况真的很有趣，大家都笑了。但可悲的是“现实”的意义指的仍然是依赖经验的科学现象，也就是意味着只有人类感官或因此延伸出来的工具，如显微镜、望远镜、照相底片等等所能接收的现象。在这个狭窄的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与人类灵魂、神、上帝或永恒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不科学，也就是不真实的。如果我终其一生都研究科学，最后我可能只得到一个可悲的领悟，那就是科学并没有错，但它却是残忍地有限与狭窄。如果人类是由物质、身、心、魂与灵性所组合而成，那么科学在处理物质与身体时是非常漂亮的，处理心智时显得有点拙劣，处理灵魂或灵性的层面则完全无能为力。
我对于物质和身体不再有任何求知欲，物质与身体的真相多到令我窒息。我渴望知道有关心智，尤其是灵魂和灵性的真相。我想在我摄取的大量事实中寻到一些意义。
于是我开始研究香巴拉书局的邮购目录。那时我已离开研究所，放弃博士学位而改修硕士；当我告诉我的教授我准备写一本有关“意识，哲学与灵魂”之类的书籍时，教授们脸上流露出的恐怖表情是那个地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为了付房租，我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一个月可以赚350美元，其中有一百美元都花在香巴拉的邮购上了。
我真的完成了那本书。当时我刚满23岁，书名是《意识的光谱》 （The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很幸运地，书评颇为热烈。这本书得到的正面回应使我有动力继续工作。接下来的5年，我洗盘子、当跑堂、在杂货店打工，就这样完成了另外五本书（注）。那时我习禅打坐已有10年，我所有的书都很受欢迎，我感到相当满足。我度过9年快乐的婚姻，即使后来离婚了也还是快乐的（我们到今天都是好朋友）。
1981年我搬到麻省的剑桥，为了挽救《回观》杂志（Re VISION），它是3年前由杰克·克里汀顿和我一起创办的。从很多角度来看，《回观》之所以值得注目，主要归功于杰克的领导和洞见。当时不同文化的哲学和各学科间的交互研究还十分被忽略，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东西方研究以及科学与宗教的交集感兴趣，《回观》就像灯塔一般照亮了他们。
不可思议的是，《回观》只是两个人的舞台。我在林肯郡负责一般的编辑事务，杰克在剑桥负责其他所有事务，包括编排、剪贴、结集、印刷和邮寄。他最后聘请了一位非常聪慧（也非常漂亮）的女性负责订阅部门，旋即娶了订阅部门的她，而她又迅速怀了孕。为了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杰克必须离开《回观》，于是我只好前往剑桥探查是否能挽救《回观》。
我终于在剑桥见到山姆本人。我们非常投缘。他身材壮硕，一脸胡子，是个生意天才，非常有世界观，极为热情，他令我联想到巨大的玩具熊。他在剑桥调查是否有可能把香巴拉出版社搬到波士顿，后来他真的这么做了。
到了年底，我终于受够了。我的朋友都以为我会爱上剑桥，因为这里充满心智上的激励。而我却觉得，与其称之为激励，不如说是激怒。这里的人似乎把咬牙切齿地努力用功误解为思考。后来《回观》因搬到贺尔德瑞夫出版社而得到解救，我也从剑桥飞回了旧金山，飞回与弗朗西丝及罗杰同居的家，一年后他们把崔雅介绍给我。
山姆和家人已返回博尔德，在我尚未向崔雅求婚之前，我希望山姆和崔雅能彼此检验一下。因此我们去阿斯彭见崔雅家人的途中，顺道在博尔德停留。和崔雅谈了五分钟之后，山姆把我拉到一旁说：“我不但赞成，还有点担心她会吃亏。”
当晚在博尔德的鲁迪餐厅，我向崔雅正式求婚。她只回答了一句：“如果你不问我，我也会问你的。”
早先我就计划和我父母一道去科罗拉多，虽然肯与我相识不到两周，我仍迫切希望他能和他们见面。我先出发，让心底的警戒随风而去。我花了三天时间和我的父母及友人大谈特谈这位奇妙的、独一无二的、充满爱心的男子。我一生从未如此激赏过任何男人，而且我有两年没和任何人约会了，但我完全不怕亲友把我当傻子看；我对自己的感觉非常有把握。这些朋友之中有许多已认识我10年以上，大部分都认为我不会结婚了。虽然我并未提起这件事，和肯也没讨论过，我的母亲仍然忍不住问我会不会和他结婚。我能说什么呢？我必须说实话，是的！我们一定会结婚。
当我飞到丹佛机场与肯碰面时，我突然非常紧张不安。我十分反常。在等他的时候，喝了一杯饮料。我神经兮兮地盯着每一个走下飞机的旅客，心中暗自期望他最好不要出现。我等待的这名高大、光头、彻底不寻常的男子到底是谁？我准备好了吗？不，那一刻我真的没准备好。
他没搭上那班飞机，这给了我时间重新考量。我先是怕他抵达，没看到他反而松了一口气，后来开始有点失望，最后想到他可能不出现而惊慌失措。他是不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就算他是真实的，如果他决定留在洛杉矶陪他的前任女友？如果……我突然真诚地想再见到他一面。
没错，那的确是他，搭的是下一班飞机。我怀着紧张、窘迫和纯然喜悦的心情迎接他，但仍旧有点不习惯他醒目的外表所招来的注视。
在博尔德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是和他的朋友们度过的。不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我和肯总喜欢腻在一起，我开始怀疑他的友人对我的看法。某回和山姆及黑泽尔共进晚餐后，我与肯站在餐厅外，我问他到底告诉了山姆哪些有关我的事。他握着我的手，以那对褐色的大眼睛看着我说：“我告诉山姆，她就是我想娶的女人，如果她要我的话。”我毫不迟疑地对他说：“当然要。”（也许当时我说的是“我正要向你求婚呢！”）我们大伙儿一起出去喝香槟庆祝，这时距离我们相遇只不过10天。那是一个可爱的、有风的夏末傍晚，空气非常清新，充满着能量。身后的落基山好像在朦胧中替我们证婚，给予我们祝福。我最爱的山，我梦寐以求的男人，我觉得自己快要乐晕了。
过了几天我们前往阿斯彭，那是我生活十载的地方。我的父母爱他，我的弟弟和弟媳爱他，我所有的朋友都爱他。我妹妹打电话来祝贺我，另一个则提出许多问题，看看这整件事是否属实。肯与我沿着我最爱的小径散步，两侧的小径美得如同雕塑。完美的山谷里长满了优雅的白杨和坚挺的冬青，裸露的岩石与山脊相连，水晶般的深蓝晴空有如布幔衬托着这些蚀刻。这是我曾经走过也跑过无数次的小径。每当我需要宁静时，我总是到这个山谷里观想。现在小溪的喃喃低语伴随着我们，偶尔有蜂鸟急速飞过。我们四周充满着白杨叶的沙沙声响，四处遍是火焰草、龙胆草、紫苑、白芷和永远那么可爱的漏斗菜。
当天傍晚我们到白杨林里的小木屋独处。这间小屋仿佛是地精或树灵盖的，其中一面墙由一块巨大、泛红、布满青苔的岩石构成；屋里的四个角落是仍然活着的白杨树干，其他的几面墙则是由手砍的白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