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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历经千灾百难，死里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终于赢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了，然而史学家司马迁却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并煞费苦心将其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流氓形象。而将刘邦的对手项羽描绘成一个失败的英雄。英雄与流氓的衡量标准实在这里实在难以说清楚，如果说以地位和文化水平来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似乎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何况事实也在后来证明刘邦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的施行，使汉初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文帝、景帝时，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无论怎么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土在这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展和强化。刘邦开创了中国的一代新历史，他打破了封建地位决定命运的愚昧理论。无论出身贵贱，王侯将相之位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
一代政治霸主刘邦布衣出身，地位低下，居然能在群雄逐鹿中独占鳌头，使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自刎江边，开创了西汉王朝两百年基业。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一个富有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帝王，在他的背后隐藏的却是非常之多的政治与处世哲学。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是人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却又往往要带上自己的感情色彩。历史是追求结论的，也就是说，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可是，在生活中，在文化氛围中，人们也许要让心灵感受的恐怕就是一种事件发生的过程。因为结论不是生命能够承受得起的一种负重，可过程有时候却是由生命来讲述故事。
作为历史，刘邦毫无疑问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朝代，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没有成就中国的文化和伦理。可项羽就不同了，作为政治和国家的牺牲品，他很好的诠释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刘邦是流氓，刘邦是皇帝。项羽是悲剧，项羽是英雄。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因为刘邦打败了项羽而愤愤不平。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甚至还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著名诗句以表达对项羽的崇敬和惋惜。
刘邦的人品与项羽相比的确让人不敢恭维。说几件小事看看刘邦的德行。有一次，刘邦被追兵所迫，为了减轻车载重量，刘邦便几次将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推下车子，只顾自己逃命。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将他押到了两军阵前来要挟刘邦，哪知刘邦根本不予理会。刘邦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杀你的父亲，也分给我一杯汤喝！但项羽最后并没有杀掉刘邦的父母和妻子。
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有一次，一个大臣去见他。按理接见大臣也要庄重一些，可这时刘邦正玩着高兴，搂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戏耍，全然不顾大臣的光临。气得大臣回头便走。刘邦放下女子便去追那大臣。追上大臣后，刘邦将大臣按在地上，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你看我如何？大臣说：我看你就是桀纣一类的君主。还有，刘邦瞧不起儒生，竟拿起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撒尿。就是这样一个痞子模样的家伙竟然开创了四百年的大汉江山。这还不是个别的特例。实际上，很多开国君主在某些方面也都与刘邦类似。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无赖的人能当上皇帝，统治大好江山？原因很简单，刘邦角逐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最高权力之争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任何规则的约束。无论你依靠美德、依靠欺骗、依靠战争，还是依靠残暴，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只要你能夺得国家的最高权力，你就赢了。你取得了最高权力，也就取得了制定规则的权力，正义不正义都由你来确定。皇帝之上再也没有权威来裁决和评判最高权力的取得是否合法。
当然，并不是所有开国皇帝一出场就表现出无赖的嘴脸。马基雅维里分析的好：君主应当装作是一个集美德于一身的人：孝顺、忠实、信义、慷慨；但是，一旦情势需要，君主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所有道德的限制。
刘邦的“无赖”行径，其实有一些也应该算作优点，比如，不拘小节，豁达大度。
当时那个大臣来觐见，刘邦在和女人亲热并不是故意的，那个大臣通报了吗？直接就进去了，这个大臣要放别的皇帝早砍了，放着是朱元璋说不定还会弄个株连九族，杀个万儿八千的才放手呢，可刘邦没说什么，心里有气这才追出去开个玩笑，谁知道这大臣竟敢当面说：陛下桀纣之主也！这样的大逆不道要放别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但刘邦哈哈一笑，放他走了。
当然，刘邦的“无情”是所有政治家的先决条件，在当时的乱世里，人命多贱！很多父母出卖儿女甚至“易子而食”。刘邦的老爹被项羽拿住，要挟刘邦屈服，那是怎么可能的事？就算刘邦答应，他手下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能答应么？所以，刘邦拒绝了，表面上做得很轻松，这是种临慌不乱的本领，如果刘邦一乱，向项羽求饶，更加会把老爹推向死亡，可能这样做很残忍，但当时确无第二个办法了，从刘邦当了皇帝后对他爹的态度看，刘邦即使成了九五至尊还是个很孝顺的儿子，这是难能可贵的。
刘邦赢了，项羽败了。在这场博弈游戏中，刘邦战胜项羽，是五十岁的睿智战胜了三十岁的刚勇，是有进有退打败了趑趄不前。在困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典型模式，在困境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面对几种选择，但是最后作出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来说，利益最大的，这时候，弱者和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使是那些没有能力扭转困局的人，也会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并且得到最大的回报。这就是博弈中的进退理论。
当弱者作为图谋大计的人，不限于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通过各个重要的步骤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因为他人的原因，陷入困境，不妨把这个人同样放进困境，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背叛，也是谋略。
刘邦利用这一点，完成了自己下一步计划，当合作无法获得自己的期望时，那么合作就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困境中的，当困境已经摆脱了，合作的基石不复存在，所以从合作走向非合作也是自然的选择。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英文是game theory。起源于本世纪初，199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近2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经济学、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又可以译为参与人或局中人；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可以理解为参与人可选择的策略和行动空间，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也是所有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参与人，策略集和效用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博弈。
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倘若不能，则称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现代博弈论的研究重点。比如两家企业A、B合作建设一条VCD的生产线，协议由A方提供生产VCD的技术，B方则提供厂房和设备。在对技术和设备进行资产评估时就形成非合作博弈，因为每一方都试图最大化己方的评估值，这时B方如果能够获得A方关于技术的真实估价或参考报价这类竞争情报，则可以使自己在评估中获得优势；同理，A方也是一样。至于自己的资产评估是否会影响合作企业的总体运行效率这样的“集体利益”，则不会非常重视。这就是非合作博弈，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诸葛亮的“隆中对”
每一个正确决策的产生，来自于才智之士的高瞻远瞩，所决之策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诸葛亮“隆中策”的产生，来自于他看出动乱时代的演变趋势，并能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决策，而并非天才头脑的神机妙算。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业绩，无论是隆中决策、赤壁之战，还是执政蜀国的文治武功、六出祁山偏师北伐，其中一条贯穿全过程的线索，就是联吴抗曹的进退战略方针。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一条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出、建立和捍卫这一政治纲领，使之成为维系蜀汉政权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
良好的决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必须具有实行的条件和机遇，更要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孙、刘联盟抗曹，是隆中策的关键内容，也是蜀、吴两国能与魏国三分鼎立的柱石。它的重要意义，孙、刘双方曾有共识，在诸葛亮、鲁肃等人努力下，双方以各自独有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联合，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其实，诸葛亮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相当背景的人物，其先祖诸葛丰曾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元帝时诸葛丰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和京师地区，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