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
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
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
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
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
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
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
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
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
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
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
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
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
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
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
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
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
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
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
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
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
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
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
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
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
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
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
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
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
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
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
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
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
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
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
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
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
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
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
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
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
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
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
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
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
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
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
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
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
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
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
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
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
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
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
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
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贵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
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
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
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
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
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
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
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
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
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
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
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
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
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
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
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
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
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
—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
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
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
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
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
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
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
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
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
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
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
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