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
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
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
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
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
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
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
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
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
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
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
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
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
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
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
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
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
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
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
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
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
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
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
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
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
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
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
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4＇，而是
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
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
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
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
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
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
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
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
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
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
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
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
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
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
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
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
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
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
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
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
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
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
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
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
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
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
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
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5＇。如果是后面这种情
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
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
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
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
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
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
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
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
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
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
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
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
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
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
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
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
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
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
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6＇之
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
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
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
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
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
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
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
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
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
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
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
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
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
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
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