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
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
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
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
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
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
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
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
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
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
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
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
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
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
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
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
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
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
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
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
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
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
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
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
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
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
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
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
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
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
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
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
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
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
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
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
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
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
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
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
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
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
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
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
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
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
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
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
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
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
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
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
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
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
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
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
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
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
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
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
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
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
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
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
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
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
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
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
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
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
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
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
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
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
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
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
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
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
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
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
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
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
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
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
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
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