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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任的生活更是逍遥自在，正主任跟着市委书记，副主任跟着市长，只要书记和市长下乡下企业检查工作，两个主任就屁颠屁颠地跟过去，这一趟下乡，不但有红包，而且还有礼品。至于稿件，通讯员早就写好了，只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登报发表了。
记者们也都分口了，一人跑几个部门。每天晚上，记者们酒足饭饱后，躺在床上等电话，每个部门也都有一个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就是与报社对口的记者联系，通讯员电话来了，记者第二天就跟着部门领导去检查工作，这趟走下来，红包礼品照样会有，不过比主任的能少些。稿件嘛，自然是通讯员写，记者署上自己的名字发，月底还能算稿费。
这样的报社，养活的不是记者，而是一群官僚。
如此舒服的工作能赚钱吗？能。报社一个参加工作仅仅两年的记者，不但自己买了一部十几万元的车子，还在省城买了一幢房子。当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大吃一惊。无数有才华有能力的记者在所谓的大报里辛苦打拼，每月所得仅够生存；而这些不起眼的小报，这些只会抄录通讯员稿件的所谓记者，收入却如此丰厚。
那两个月里，我没有分口，因为要一直等待报纸改版，一直要等待改版后重新分口。
我们这批新来的没有红包和礼品可以拿的记者，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找题材。这座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实在没有什么新闻，每天风平浪静，日子一如既往，除了狗在大街上游荡，就是人在墙角里撒尿，这些都不是新闻，然而，除过这些，还能再找到些什么呢？
有一天午后，我走进了一家老工厂的住宅区里，看到楼房陈旧，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修盖的筒子楼，阳台上晾晒着衣服，衣服也非常陈旧，有些还打着补丁。两个小女孩站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羽毛球已经破了半边，应该是别人丢弃，而她们又捡起来的。没有球拍，两个小女孩一人拿着一块木板。她们玩得很开心，大声笑着，快速奔跑，满脸汗珠。那种汗涔涔的笑容绽放在午后的阳光下，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此后，我就走进了这座小城市里的那些最贫穷的家庭，把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告诉人们，很快就有了一些捐款。我把捐款送到了这些家庭里，看着孩子们脸上开心的笑容，我感到我终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只要能够帮助别人，就会感到很有意义。
这好像是许三多说的话。
有些时候，我会来到文化馆。每次去的时候，张馆长都非常高兴。我们坐在文化馆里的一棵大树下，身体深陷进两张躺椅里，那两张躺椅颜色乌黑，被无数人的身体摩擦得油光可鉴，躺椅的中间摆放着一个竹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茶壶里泡着普洱茶。我们经常这样躺在躺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阳光透过密密的树丛，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树叶间有蝉声啼鸣，有一搭没一搭地聒叫着。在这间幽静的小院里，时光似乎静止了。经常地，我们爬起身，突然发现已经到了夜晚。
文化馆的生活更为清闲，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这个小城市里的一些文人，写诗的画画的拉二胡的说快板的，有点名气就能到这里来。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搞着自己的“副业”；还有一种人是什么都不会干，但是有后台，领导的什么八大姑六大姨的，呆在这里养老。
张馆长以前是诗人，在80年代的《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几首诗歌，成为了这座小城市的名人，便从一家化工厂调到了文化馆。张馆长来到文化馆后再也不写诗了，也写不出诗歌了，他开始研究茶艺和养生，普洱茶和花样翻新的炖汤，把张馆长滋润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他也变得非常超脱，非常豁达。
这座小城市里流传着张馆长年轻时候的很多笑话，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还津津乐道。他们说，年轻时代的张馆长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面容清瘦，一见到人们，就把右手手掌放在胸脯上，望着天空，用沉闷而忧郁的语气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小城人不认识顾城，他们只认识张馆长。他们在张馆长高深的表情和诗句面前惊讶不已，一致认为这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疯了。
文化馆里一位老员工说，张馆长刚来到文化馆的时候，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张馆长夜晚睡不着觉，突然翻身起来，擦亮火柴，在一张烟盒的背面又写又画，嘴中念念有词。他问“你干什么？”良久，张馆长才说：“我在写诗。”他说：“你拉亮电灯写啊，桌子上还有稿纸，你这样写多方便。”张馆长悠悠地说：“众人皆睡我独醒，拉亮电灯就没有灵感了。”
但是，张馆长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他对人没有任何坏心眼，独善其身，与人为善，他在小城的文化届享有很高的声誉。
有一天，我在张馆长这里听到了代孕的事情。
发布日期：2009…9…711：04：32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看着每条留言，总是被感动。
出书现在还没影，如果真的能够出书，一定不会忘记大家的。
发布日期：2009…9…809：53：09
文化馆里的这两种人经常会有矛盾。有才华的看不起有后台的，有后台的更看不起有才华的。在这个小城市里，有才华的都有些神经质，他们常常会在正说话的时候就唱起来，常常会在正唱的时候又哭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明珠暗投，凤凰落在猪身上，鲜花插在牛屎旁。而有后台的人最他看不起这些落魄的人。有后台的人都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她们喜欢用鼻子说话，视周围人如草芥，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又最让有才华的人受不了。两种人在这个文化馆里水火不容。
每当两种人之间有了矛盾，矛盾反映到了张馆长这里，张馆长总是微笑着说：“淡定，淡定。”
养生学已经让张馆长超然物外，他像得道的老仙一样宠辱不惊，不论任何人向他反映任何问题，他的神情都很沉稳，一如枯井之水。
有一天，我正和张馆长聊天，一个说快板出身的“有才华”的人走过来说：“师范学校里有人贴小广告，招聘愿意代孕的女孩子。”张馆长一惊，站了起来，他不再说“淡定”了，他惊讶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里面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啊。”张馆长在空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焦躁不安，他唉了一声后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纲常不再，妖魔鬼怪纷纷出笼。”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代孕，可我并不了解代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什么是代孕啊？”
张馆长痛心疾首地说：“此乃违背人伦之事，实为大逆不道，会遭天谴的啊。”他还是没有给我解释什么是代孕，大概觉得我没有妻子，不便说这些。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张馆长这里，坐在树下继续喝茶，我向张馆长说起了代孕的事情，职业的敏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一个身材魁梧的“有后台”的老女人突然走来了。这个老女人只要来找张馆长，必定是来告状，说那些“有才华”人的种种毛病。其实她来告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是想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而且还要说给一个重要的人来听，这样，她就心情舒畅了，她就身轻如燕了，她就莺歌燕舞了。在这个文化馆里，“有才华‘的人和”有后台“的人井水不犯喝水，却又水火不容，谁都看到对方不顺眼，谁都是对方眼中的沙子。
这个高大魁梧的老女人，她的丈夫在师范学校里担任什么官职，张馆长问：“听说师范学校里有人贴小广告，诱惑小女孩代孕？”
老女人不以为然：“这不就是宋庄那个神婆子搞的嘛，神婆子说她这是造福万代的功德事情。”
我一惊，记住了宋庄。
那个周末，我先来到了位于这座小城市边缘地带的师范学校，在学校的很多面墙上，都能看到“招聘女子代孕，一次10万”的小广告。这座学校的学生都来源于初中，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几岁，学生们的脸上还有一层尚未褪去的淡淡的绒毛，稚气未脱，发育未全。而“代孕公司”却把主意打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实在让人气愤。
当天下午，我又坐着长途汽车来到了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宋庄，我想找到那个神婆子，我想看看传说中的代孕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婆子在宋庄家喻户晓，一个穿着宽大的裤头，裸露的身体被晒得像焦炭一样乌黑的少年带着我来到一座废弃的院子前，他说：“这就是神婆子的家。”
神婆子应该搬走很久了，院子里的野花野草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颜色青黑，像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这个院子有两间房，房门上铁锁高悬，铁锁外裹着一层铁锈，显然好久都没有人开启了。
我来到了神婆子的邻居家，邻居是一个热情大方、性格开朗的40多岁的妇女，她给我端来茶水后，就坐在对面陪我聊天。她说，神婆子今年有60岁左右，几年前从宋庄搬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神婆子是外地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神婆子来到了宋庄，面黄肌瘦，嫁给本村一个老光棍做了妻子。没有人知道神婆子来自哪里，只知道她是外地人，是逃荒来到宋庄的。
嫁到宋庄后，神婆子不会插秧不会种稻，村里人都看不起她。突然有一天，神婆子说她天神附体，下到凡尘，帮助人间治疗疾病。她说她是王母娘娘的八仙女，是董永老婆的妹妹，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一部叫做《天仙配》的古戏。神婆子又唱又跳，还在地上打滚，眼睛一翻，就看不到眼珠子了，那种形象吓坏了所有人，人们都说这个外地来的媳妇真的神仙附体了。过了半个时辰，神婆子爬起身来，神色如常，此后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婆子，不用下地干活，专门给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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