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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明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召开“八大”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党的历史，搞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二是考虑“八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关于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们党经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是胜利光辉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也应该写出个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我们“七大”时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不过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也不容易。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
对待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根据地的历史，一块白区的历史，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601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1953年7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年9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年9月7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