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得守常两信，附来信札三件，兹寄上，阅后，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 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 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①我们做了中国百 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②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 东西正多得很。③中国的该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④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 改良中国社会。⑤徐博士固然是王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 翁”来做总统，也未必高明，因为他们的原质是一样的。……马克思啊，“宝雪 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 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略有些“人”气了，再 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以上所说，是我的意见。但也不愿就和仲甫去说。 姑且和两兄言之。……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 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可以存而不论。（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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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的议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 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 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这话通吗？②
“老洛伯”即胡适，他在《新青年》4卷4号用白话文翻译过苏格兰女诗人八’ 站7的诗歌《老洛伯》。“宝雪维几”是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音译。“贤人系” 即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此前在《改 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宣传过社会主义，后来又对社会主义加以反对 和抵制，从而受到陈独秀等人的严厉批评。在《新青年》8卷4号中就有陈独秀 摘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一组文章。
1921年1月20日，鲁迅按照钱玄同的要求致信李大钊。正在与陈独秀一起 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收到鲁迅来信后于当天致信胡适：“适之兄：信已传 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 《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 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 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 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 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材的意见， 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 你，好和你谈谈。
“国民系”就是正在和陈独秀密切交往的国民党左派及其外围人士，也就 是钱玄同所说的“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起明、豫材”即周作人（启 明）和鲁迅（豫才〉兄弟。正在与陈独秀等人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当 时并不看好孙中山及国民系，而是寄希望于实力派军阀吴佩孚和陈炯明。他 所说的“起明、豫材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并不符合周氏兄弟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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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此表态显然是在为陈独秀拉赞成票。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再一次启用民主议事程序，公开致信“守常、豫才、玄 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力求在陈独秀所认同的“公共目的”的 前提下达成共识：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独秀对于 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 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 海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 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 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 今曰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30^61 111138；！！的汉 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 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 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 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 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 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 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 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 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 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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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讥评呢？
胡适在这封信的末尾写道：“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 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接下来便是九位同人的表决意见：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 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 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 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 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 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倶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 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去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 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 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 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 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 办。至于《新青年》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 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一九二一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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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充分体现了公开提倡“民主”和 “科学”的陈独秀，对于公共事务与个人私事的不能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 于民主议事程序的不理解和不接受。胡适信中的504树只1183化0卩《苏俄》周刊， 是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翻译转载 过这份杂志中的一些文章，“5抓仏1化的汉译本”由此而来。
表决结果中的“作人代”，是由鲁迅代周作人而写的。患有严重神经衰弱 症并且极端反对孔门儒教的钱玄同，全盘否定的是其他同人对于“《新青年》 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所付出的代价和所拥有的权利。在1921年1月29日写给胡 适的私信中，钱玄同更把众人之公化为个人之私：“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 并，还是分裂的好。……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 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 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 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 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 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 要求他们停版。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新青年》的意见。
作为拥有“金字招牌”的文化实体和经济实体，《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社 无论如何都不“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办公司 的结合”。这其中既关系到全体同人自由发表相关言论的精神权利，也关系到 相当可观的资本积累和品牌效益。钱玄同当然可以采用“临时退席”的方式放 弃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没有资格包办牺牲别人的正当权利，更不应该以“这是 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之类的极端话语，全盘否定 胡适等人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所追求的“公共目的”。
《新青年》的历史使命至此已经基本终结。尽管如此，它的“金字招牌”并 没有完全丧失经济价值，只是最终成全的是汪孟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