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 国时代之常轨。”
3月15日，宋教仁又在《民立报》发表长文《答匿名氏驳词》，其中坦然承 认：“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 盖已久矣。”
接下来，宋教仁话锋一转反驳说：“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 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 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 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 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 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 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 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 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关于自己与政府当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宋教仁表白说：“吾人非难政府’ 非与政府有恶感，只问其行事之若何。若以有恶感，而即故意非难之，则必以 有好感，而故意逢迎之，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 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
在这篇文章的附言里，宋教仁还谈到有多家报纸刊载北京救国团致各省 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的电文，“亦驳予演说，其文辞大抵与某氏文同， 盖与某氏同系统者，而东扯西拉，文理不通则过之”，进而光明正大地表态说： “凡与人驳辩，须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匿名揭帖，或假造团体名义，皆有似 盗贼之行为。今后再有此，吾人岂屑与较量耶？ ”
1913年3月1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说，其 中所阐述的正是他一直从事的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现代化的制度意识：“吾
“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7
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均同一为政治的生活。……就吾党与民国政治上 之关系而言，不过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 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 主张，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 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 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吾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 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
五、〃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是在南北议和的大背景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按 照南京方面与袁世凯方面事先达成的协议，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应 该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继任。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 凯，明确表示：“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
论。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且附加 了三项条件：“①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②辞 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③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2月15 日，临时参议院如约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是湖南省参议员，他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 大纲》时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当选临时 大总统的孙中山，坚决反对这种架空自己最高权力的制度设计，一些革命党 人甚至指责年轻气盛的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 院审议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否决了责任内阁制，而且连内阁总理 也没有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负责。孙中山依据黄兴的 推荐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不予通过，改由程德全递补当选。然
18 ｜ &围嘴I：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而，在袁世凯即将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为了把右手交出去的政 权再用左手收回来，不惜采用临时动议的方式，把“责任内阁”的相关内容强行 塞进了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草案之中。
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辞职。经过激烈辩论’以多数票通过 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提案，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据胡汉民的记载，黄兴连咨 请再议也嫌麻烦，干脆说：“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 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据当年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回忆：“我急着去找黄 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 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 ’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 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 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⑩
于是临时参议院已经于2月14日“用投票表决法以对于八票之二十票多数 可决”的方式正式通过的设临时政府于北京的定案，到第二天被“公议用记名 投票法表决”的方式加以推翻，于是又有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决定。
有了南京政府方面既“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又“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 之”的前车之鉴，当南京临时政府依据“临时约法”派遣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 北京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也如法炮制，先是嗾使部下兵变，然后再 借助外交使团出面施压，从而制造出非袁世凯不能稳定北方的危险局面。在 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院不得不另行决议：“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几千年的老大中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处于优汰劣胜 的变态社会中，一直致力于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与调和南北的政治努力的宋教 仁，刚刚走到政治人生的辉煌境界，等待他的却是血腥罪恶的政治谋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前农林部总长、湖南籍议员、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 仁准备在上海至南京的沪宁火车站乘车北上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 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血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紧急展开缉凶活动，以至于 爆发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先是作为国内第一
“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9
大党的国民党惨遭解散，接下来又是国会解散以及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称帝痴梦。
最为可悲的是，当年较为全面地认识到“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的不是别 人，而是主持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这位先后充当过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 山的卫队司令、黄兴的兵站助手和袁世凯政府的江苏驻沪巡查长的青帮大 佬，在通过另一位青帮大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递交给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呈 文《制定宪法之必要》中明确写道：
中国改革政体，采用法制，一以防遏总统之专制，一以督促政治之进步， 其用意至为周密。惟《约法》之规定，既采取法制而独不予总统以解散议会之 权，则又大悖于乎法国内阁制度之原则。夫美之所以不予总统解散议会之权 者，以总统当行政之冲，议会握立法之权，是不啻以君主之地位处大总统矣。 若法国内阁制者，行政之机关，既为议会所委托，内阁之总理，既为议会所选 出，使于此而不予大总统以解散议会之权，则议会无所顾忌，其流弊所至，不 为专横之议会，即为敷衍之议会。议会专横，而行政者被其掣肘，议会敷衍，而 行政者无所适从。今日之参议院玩忽泄沓，酿成阒寂之现象者，即敷衍之弊 也。故采取内阁制者，大总统无不有解散议会之权，非为大总统扩充权力，实 籍大总统以为监督。大总统监督议会，而议会不敢怠荒，议会监督内阁，而内 阁不敢专擅，相维相系，而立法与行政二部，乃并流而进，不至有畸轻畸重之 弊，而采用内阁制之精意，乃于是乎得矣。？
南京方面的革命党人把法国式“责任内阁”的相关内容强行塞进“临时约 法”；却偏偏舍弃了法国式宪政制度赋予总统的解散议会的权力。中华民国北 京政府在1912年间先后撤换三届内阁，除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士占大多数的 参议院议员在宪政民主意识方面都有所欠缺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临时 约法”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着缺失法理的盲区漏洞。举例来说，张振武被袁世 凯和黎元洪合谋杀害之后，与他同为共和党内民社派成员的参议员张伯烈，
“政学两界人和蓽
领衔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强烈谴责袁世 凯、黎元洪“口衔刑宪，意为杀人”的违法行径。然而，张伯烈等人很快便陷人 了两难困境之中。为了维持约法的尊严，必须对明显违法的袁世凯及中央政 府提出弹劾。依照约法规定，为了提起弹劾，又必须有超过3/4即95名的议员出 席。而实际上，自参议院开院以来，从来没有超过3/4即95名的议员出席参议院 会议。换言之，守法的参议院根据约法，偏偏不能够有效制止袁世凯及中央政 府的违法行径。
随着宋教仁案的发生和应夔丞的被捕，立足未稳的中华民国很快被捆绑 在“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宋教仁为之流血牺牲的宪政民主制度反而遭到了 完全彻底的摧毁败坏，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因此丧失了依法完 善的机会。
注释：
①宋教仁：《我之历史》，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