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女婿打理。他曾开玩笑地对人说：“我虽然只有四个女儿，但是她们却
给我添了四个儿子。”
中国有个传统，叫“子承父业”。包玉刚没有儿子，因此，早在他宣布
退休之前的好几年，他就着意培养女婿做接班人。
由于包玉刚曾扬言不干涉女儿的婚姻选择，因而，他的四个女儿在选择
自己终身伴侣时完全由着自己的喜恶而定，结果是四个女婿当中，竟有三个
对经营管理一窍不通。
不过，包玉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决定，而是不断向女婿灌输家族团
结一致、共同进退的思想，设法把女婿纳入自己的王国内。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达成了心愿。
最先加入包氏集团的要数大女婿苏海文。这位一心想当一个出色的律师
的奥地利人，在维也纳读完大学之后，只身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
博士。在那里，他认识了包陪庆，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尽管开始时他对包陪庆的父亲所从事的事业毫不感兴趣，但结婚后，他
还是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一切，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追求，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
的世界，开始从事那完全陌生的工作。
1970 年，他偕同新婚的妻子包陪庆回到香港，加入环球船务。在这以
后的二十多年里，苏海文凭着出众才华，迅速从一个船务行业外行变成内行，
这一点颇象当年的包玉刚。
苏海文从环球船务的执行董事很快升为环球集团的第一副主席，继而成
为汇丰银行、南华早报，会德丰和九龙仓董事。
苏海文也但然承认自己加入包氏集团是包玉刚的关系，他说：“我是包
爵士的女婿，我确实因为他是我的岳父才加入环球船务。既然一切都是事实，
我便惟有接受。”但是，对于别人认为他之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完全是依
仗岳父的牌头，他却不屑一顾，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去证实自己确有
才华，那么别人便会去赏识你，闲话就不攻自破。”
苏海文正是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去证实自身的价值。
1986 年9 月，包玉刚环球航运集团主席的位置让给了这位大女婿。此
后，苏海文更是当选为立法局议员，成为包氏家族中唯一进入香港权力核心
机构的继承者。
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吴光正是包玉刚四个女婿中唯一一个有“井同
语言”的接班人。说他们有“共同语言”，其实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他们俩
的语言最接近。吴光正是上海人，包玉刚在上海的时间也相当长，两人无论
在工作时还是在生活中，都喜欢雨上海话交谈，彼此有一种“同声同气”的
感觉；二是指他们部是银行界出身。吴光正早年曾在美国受教育，并任职于
美国大通银行，与包陪容结识后回到香港，并在香港的大通银行分支机构继
续效力。
吴光正与包陪容于1973 年结婚，他曾想过在大通银行继续发展自己的
事业，然而包玉刚又怎么会放过这位有丰富银行经验的二女婿呢，于是力邀
他加入包氏王国。
毕竟是家族的力量占了上风，吴光正在结婚唇不久也加入了包氏集团。
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一役中，吴光正崭露头角，在岳父身边出谋划策、打点
一切，充当智囊和助手的角包，深得包上刚信任。1986 年10 月，包玉刚把
九龙仓主席一位让给吴光正。目前，吴光正是包系集团陆上王国的继任人，
他负责着九龙仓系和会德丰系的七间上市公司，掌握的资产达到300 亿港
元。
三女婿渡伸一郎当初出现时曾令包玉刚好一阵为难。包玉刚对日本人一
直怀有一种复杂的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情感。
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使人民流离失
所，惨遭杀戳，也使新婚燕尔的包玉刚和夫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那时候，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战后的日本背负着重压，重整其经济，他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制订了
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初涉航运界的包五刚一眼就看中了这些优
惠政策，并与日本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没有日本人，就
没有后来的环球航运。
对日本人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曾一度使包玉刚对女儿的婚事感到为难，
但因他有言在先，不干涉女儿的抉择，所以并未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
当发现这位身为建筑师的日本女婿有着一副精明的头脑以及一套勤于思索、
善于交际的本事时，便毫不犹豫地把他纳入包氏王国，让其主管包氏集团在
日本的一切业务，充当包氏集团在日本的代言人。
四女婿最后归队
在包玉刚的四个女婿当中，四女婿郑维健最迟加入包氏集团。倒不是因
为他结婚迟，而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放弃自己从事的工作。他被
你为“包玉刚费厂最大劲才捉到手的一个女婿”。
祖籍广东的郑维健原在美国从事癌症科学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与包陪慧结婚后，两人都不愿意回拜港，于是
在美国长岛定居，过着神仙眷侣般的“二人世界”日子。
那时候，包平刚每次到美国公干，都要跑到长岛去看看女儿、女婿和外
孙，而且每次都劝说女婿回到家族业务中。但每次都遭到女婿婉拒。对此，
包玉刚既惋惜，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1987 年，包玉刚到纽约看望女儿一家，顺便让女婿为他作了一个
检查。当检验结果出来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一向健康的包玉刚已患上
了癌症。
这个消息对包玉刚本人及其家族成员下啻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对包玉
刚来说，这个坏消息却玉成了他的一件好事。包玉刚拿着化验报告对郑维健
说：“包氏家族有近百亿元的美国债券、股票和现金，需要一个亲信来打理。”
郑维健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包玉刚又说：“我现在又得了这个病，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我希望在最短时间里，找到一个可靠的帮手接下这部份的事情。我考虑再三，
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郑维健抬起头，嘴角动了一下，似乎要说点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来。
包玉刚步步跟进地说：“我让陪庆的儿子苏文刚冠上包姓，是不是给你
一个心理负担，认为加入了包氏集团，就等于入赘包家，子女也要姓包？其
实你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你和陪慧的儿子成然，以后冠不冠包姓，由你们作
主，我不勉强。”
郑维健打断了岳丈的话：“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一直以来，我只是
太喜欢我从事的这项研究而已。既然爸爸您这么说，我再固执已见，则实为
不孝了，我考虑您的提议。”
四女婿终于松了口，包玉刚大喜过望，网他的活来说，是：“一份癌患
报告，换得女婿归心，值得！”
1987 年，郑维健终于弃医从商，携妻儿回到香港，出任包氏家族私人
投资的环球投资公司的董事经理。
对于弃医从商的决定，郑维健说：“我在医学上的职业已达到一个高峰，
包爵士给我一个跟他学习一些全新东西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何况，我还
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接受更多中国文化的熏陶。”
虽然郑维健并不象吴光正和苏海文那样时时成为新闻媒界捕捉的对象，
但他打理包氏家族内部的生意却是头头是道，在经营上也颇得岳父的风范。
他说：“观念的形成并不难——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到，金钱才是积累资金
和投资业务的条件。我们大都采取保守经营法，目的是为了储备剩余资金，
我们不愿意冒险。”
从包玉刚的安排来看，他的四位女婿各司其职，颇象古时帝王分封诸侯
的方式，对此，他有自己的看法：“我见过其他家族发生的事，人人你争我
夺。我相信他们分开管理一些东西是较佳的方法。”
包玉刚要求四个女婿所管辖的四部中，每一部都要象他的总王国一样，
作广泛的配置，各立账户，各自管理自己的流动资金和股票，各自形成相对
独立的体系进行运营。
对于女儿们的安排，包玉刚也是有一套办法。虽然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但却积极主张女儿参与到夫婿的业务中。
他曾对朋友说：“我告诉女儿们不要像妈妈一样古老。她们应学习一些
生意，但她们暂无权力，直至她们理解业务。”
“学习一些生意”，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是托辞，其本意是想让女儿成为
女婿的制时，四个女儿名义上为其夫婿主管集团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是
没有权力的，但是，她们要出席公司每一次董事会议。
对于这种“垂廉听政”式的安排，四位女婿均认为有必要。大女婿苏海
文说：“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妻子知道如何管理我们
的业务，这是十分重要的。”
包玉刚是一个很有长远计划的人，1985 年之前，即当他发觉自己的身
体有些问题时，他就开始部署退路，安排包氏王国的庞大资产。最后，他做
出这样的安排：把包氏财产并入5 个信托基金，各自划人太太和四个女儿的
名下。即一人一个基金，每个基金是独立的。按照这个基金，大女儿和夫婿
苏海文掌管他们名下的船队业务，二女儿和夫婿吴光正掌管他们名下的九龙
仓，其余两个女儿和夫婿则持有一些现金和股票。换句话说，即他们四对夫
妇都各不持有对方基金的一分钱，每对夫妇的财产都是绝对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安排，外人评论说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因为它避免了在包爵
士百年归老之后，家族里出现的财产之争。
包玉刚的最后一击
1988 年，包玉刚向外界宣布彻底退休，家族业务全部交由四位女婿打
理。
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相信包玉刚会撤手不管，按照他四位女婿从岳父那
儿沿习下来的传统、谨慎的经营作风，遇到决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