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
业。
一个人的理想和信念形成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一帆风顺的实现呢？不！
这就是我要回答你的中心问题——我是怎样走过二十二年的坎坷道路的。
1957年，我刚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就在当时的反右派斗争的运动中，
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你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右派分子”吧？“右派分子”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你想，我是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是党用人民
助学金培养长大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成长，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呢？那种在政治上被冤枉的滋味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何况我又被送到教养院
里劳动改造。连我的妻子都离开了我，几乎谁都不理解我，我陷入非常孤立
的境地。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我想，当谁都不相信我的时候，
我自己要相信自己，因为我了解我自己，我从来没做过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坏事。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只要我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右派分子，
那么总有一天党会了解和承认我对她的忠诚的。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是自尊、
自重、自爱、自强。自尊就是为了人的尊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丢掉
自己的人格；自重就是处理任何问题应该慎重、仔细，不能成为随风倒的墙
头草，或无根的浮萍；自爱应该是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的身
心保持健康，在生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自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
应该是自强不息的，应该有一种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
一道痕迹，对后代人有所教益。这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价值。如果遇到一点
事情就颓废了，悲观了，甚至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那是不应该的，也是
弱者的表现。所以，我把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名言，“原谅自己，
就是堕落的开始”，写成条幅，贴在墙上，来鞭策自己。每天劳动回来，我
总是看我的专业书。我想我的专业知识是不能丢掉的，因为这是我为人民服
务的本领啊！我当时非常天真地想：我出去以后还会让我教书的。可是，我
没料到，我真的从教养院出来后，哪个学校也不敢要我。一听说我当过“右
派”，谁都害怕。后来，我一个人到了小兴安岭下的嫩江草原上当了牧马人。
在大学里，我是学心理学的。我知道动物的心理和人的心理是有本质区
别的，但是就其活动规律、反应方式来说，有其相同之处。所以，我按照学
过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来训练这些马。每当放牧以前，“啪、啪”
甩两鞭子，完了就进行下一步行动。时间长了，这鞭声就成了下一步行动的
信号。收工的时候也是这样。长时间的训练，效果很好。当我看到我训练的
马，一匹匹套上爬犁，套上车开始使役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我总觉得，不论在政治上说我什么，我用我的双手训练出对社会主义建
设有用的马，我活着也是有意义的。这样一高兴，春节的时候，我就写了一
幅对联，贴在马圈的门口。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为壮马站槽头哪怕披星戴月
垦荒地种五谷何惧饮露餐霜
横批是：
乐在其中
真的是乐在其中，我精心地饲养这些马，从不欺负它们，而它们也从不
因为我是“右派”就乱踢我，彼此和平共处，一同奔驰在祖国广阔的草原上，
也确实是一种欢乐。
对联的事被领导知道了，他们发现我有文化，就让我当小学教师。草原
上哪有学校呀！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一间茅草房当成教室，找了些木板一钉，
高点儿的是课桌，低点儿的就是板凳，用块铁片子涂上墨汁，就是黑板。虽
然条件是很简陋的，但是我认真地给孩子们上课。除了在课堂上课外，我还
领学生们到野地里上课，领他们采集标本，教他们到河里游泳。我教的十三
个学生，在全区统考中平均以
98分的成绩向祖国做了汇报。看到孩子们健康
地成长，我很激动，我觉得在那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为开垦孩子们的智力，
我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了丰收！对一个劳动者来讲，世界上有什么
比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更喜悦的呢？
没想到正当我满怀热情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
“四人帮”一伙，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目的，利用党的失误把“左”的思潮推
向极端，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他们架空了毛主席、迫害老干
部、打击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使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在那种情况
下，我当然不能幸免，我被一群所谓造反派诬蔑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并判了我二十年徒刑！无情的现实将我推入了绝境：家庭拆散了、职业没有
了，监狱的高墙、电网、镣铐、牢房。。明确地告诉我：我将失去一切！怎
么办？我当时陷入极度的悲愤中。我甚至在脑海里闪出了死的念头，想用死
来解脱这不公正的命运和惨痛的不幸。。但是，当我冷静下来，躺在牢房里
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认真地问我自己：“曲啸，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
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死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吗？不，证明不了，自杀是
弱者的表现，何况生命并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决定把
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当这一事业还在进行中，我为什么要
离开革命？但是，又怎样活下去呢？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重新的考虑
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到底错没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
怎么回事？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必须得到明确的答
案。于是，我决定从我学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答案。我把在狱中每月
发的钱都用来买了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
集》，凡是当时能买到的马列原著，我尽量买到手。我认真地学，认真地记
笔记。经过系统的学习，我逐渐地感到我的冤案，绝不是党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党内外一些野心家的阴谋！我相信，共产党是有力量消灭她的敌人的。
我的命运既然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么只要党胜利了，我也就会被党解
救出来！所以，我不能死，也不能悲观、消沉。我给自己严格地规定了一条：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一件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斗
争下去！活下去！
当时，我被关押在抚顺监狱。抚顺监狱内设有机床厂，生产插床，我被
分配做车工。我手脚不笨，又有文化基础，掌握技术相对也就快一点。几年
的时间，我就能加工出国产品了。技术水平也能达到六级。当我看到自己加
工的零件组装成机床，并且运往国外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和安慰
感，我感到我没有白吃人民种的粮食。机床往外运的时候，我就跟着看。快
走到铁道边的时候，忽然后面大喊一声：“想逃跑是怎么的？”我当时心里
咯噔一下，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哪，难道犯人就没有爱国之情吗？别说我这样
的“犯人”，就是真正的犯人经过一段劳动改造政策的教育之后，也能有爱
国之情嘛，如果永远没有爱国之情，还改造他干什么？所以，要改造一个人、
教育一个人，你就必须知道人的心理规律，你不知道犯罪人的心理，怎么改
造他呢？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我知道在心理学理论方面，有研究犯罪的，
但是研究罪犯的不太多。而犯罪和罪犯又是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
心理学家很少有机会和罪犯一起过日子。意大利被称为“犯罪心理学之父”
的龙布洛索，他也只不过到监狱里去观察了四年，而且是客观观察。而客观
观察和直接体验是两码事，就象看人家是“三好学生”和自己是“三好学生”
是两码事一样。我虽然不是心理学家，但我是学心理学的，如果我能利用和
各种各样的罪犯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机会，把罪犯的第一手资
料搜集整理出来，这不也是一点贡献吗？监狱总是不能白蹲呀！就是出于这
种想法，我开始搜集罪犯心理的第一手资料，为写罪犯心理学一书打下了基
础。
一兵同学，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受迫害、蹲监狱本身是一件坏事，
可是只要自己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那么在监
狱里接触罪犯，研究他们的心理，写出书来，也能从坏事中得到收获。变坏
事为好事！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愿意进监狱，而是说，在“四人帮”一伙把我
关进那个地方，要置我于死地的情况下，自己还要顽强的生活下去，并要活
得有意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终于以它自身的灭亡而告终。1979年，我
的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冤案也彻底平反了。新的生活开始了，而生活中新的
矛盾也同时摆在面前，应该怎样去处理好呢？怎样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付诸
于新的生活实践呢？这又是面临的许多重要课题。这里，举几件事情向你讲
一下我是怎样处理的：
我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年轻时的宝贵时间大部分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那时候想干没有条件干，连个公民劳动的权利都没有。今天彻底平反了，是
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了，现在不干什么时候干？所以，有时我和青年交谈的
时候问他们：“咱们经常讲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人民，
那么，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对方往往回答不出来。一兵同学，你考虑过
这个问题吗？我认为，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获得。衡量一个人的爱是否
真诚，那就要看这个人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他所热爱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