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重要，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逐句精读，作出眉批和写上心得。因为能深入领会书中的含意，联系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到收获不少。觉得一个人除了每天从食物上吸取热量，还必须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营养，一旦对政治钻得越深、兴趣就越浓。站在岸上怕水冷，一到跳进水里，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乐处。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广播台风消息，通知开会等等。有一次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逐渐地我成了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感到生活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多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个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那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但相比之下，还是困难的，这种人我们应该救济。”多么鲜明的工作态度。我沉思良久，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恐怕就不会这样顺利，这样合情合理。
还有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动员捐献废铜铁，支援国家建设。结果群众议论纷纷，会后许多意见汇集到街长那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分析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光知道伸手向大家要废铜铁，没有把意义讲明白，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愿把废铜废铁捐出来。至于张铁头公开跳出来反对，说我们跟国民党一样，这是别有用心的。他过去是恶霸张瑞山的狗腿子，历次运动都发泄不满，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陈东海谩骂干部，要调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坏人在挑唆。解放前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民，他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街长显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钦佩。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
1958年是最热闹的一年，不光是各种“卫星”接连“上天”，“人民公社化”又鼓舞了一些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人，有了突发异想“大胆创新”的机会。有人要“好心”地“砸锅毁灶”，“兴办群众食堂”，让大家一起来过“共产主义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彻底“解放生产力”。于是“群众食堂”“遍地开花”，本地也不例外。10月11日街道党支部决定让我去担任“群众食堂”的会计，说这是个光荣的任务。支部的决定也是对我的信任，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担心会永远被“钉”在街政府里，当个群众干部，并不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只是希望以后能再分配一个正式的工作。
正当我满怀期望，走进新生活，准备用行动来重新塑造自我的时候。又一场无情暴风雨扑到我身上，而且是倾盆直泻，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一败涂地。
10月16日清晨，我和钊人正要去食堂上班。路上一位学生交给我一封信，说是螺城一中团委会寄给我的。我急忙拆开，还以为是通知我去工作呢？钊人也在旁边说，一定有好消息。不料，我刚看上一眼，就象被毒蛇咬着一般，大喊一声“开除团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两只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拼命要从字里行间找出差错来，希望“何海生”三个字会变成别人的，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声音已是颤颤抖抖，心里早在哭泣。钊人大概看到我象疯了一般，也吓坏了，或者是因为路人在好奇地观望。他赶紧把我带走。我对身旁的一切已全无知觉。一路上钊人在极力安慰我，替我表示对这件事的怀疑，我却一句也没听清楚。直到开了门，才知道已回到家。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突然站起来，非要到一中去问团委书记不可。钊人不放心，要我冷静再冷静。我是一刻也不能等待，并希望钊人陪我走一趟。此刻我十分需要他，有一个人在身边，自己才胆壮些。
到了一中，找不到团委书记。另外两位负责团委工作的都推说不知道。又过两天，我一个人来到一中，团委书记说我“思想反动”，“跟党离心离德”，还说我“整团”后继续“放毒”，“表现虚伪”。具体的又一点都没有指出来。我竟不知道如何解释，心是不能掏出来剖白的，又没有什么可以随意拿来证实。我“整团”后的表现可是尽了最大努力，自己正高兴做了前所未有的事，我读了不少毛主席著作，劳动上也经受过锻炼，思想感情上发生质的变化。他却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这如何叫我说得清。我不得不把一本日记拿出来，请他看一看，上面记载着我这段来的思想转变和所作所为。他却连忙推开，象拒绝一位乞丐的讨饭碗那样。
我失望地回来，感到一阵难忍的空虚。心头又堵得慌，“开除”两个字老是来纠缠，我越是不愿去想它，它偏在脑子里出现，我还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当初支部只决定给我“警告”处分，我的团籍关系也转到街政府，一中团委会怎么能“开除”？事先又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这符合团章的规定吗？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团委书记却说是经过团县委批准的。我还是不相信“开除”会用在我的身上。我总认为“开除”是对于流氓小偷，道德败坏者，或真正反党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才适用。难道我够条件吗？我相信自己没有坏到那样的地步。我从小学到中学只有受到学校老师的称赞和表扬，很少有过批评，更不用说那怕是轻微的处分了。对我来说，这不光是开除团籍，简直是开除国籍，开除人类籍。我不管怎样也不是一个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我不管怎样也不能见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一连两天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脑子里横七竖八地叉着几个“开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