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习惯了吧！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虽然我只有二十岁，却觉得十分衰老。希望一次次地破灭，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斗大两个“政治”压得我动弹不得，全身萎缩矮小。我实在不明白，我满腔热忱，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件好事。仅仅寄过一次，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又主动向政府交代，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不料遭到如此怀疑，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意志消沉，行为又开始放纵，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我只好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全收割”，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恐怕主要还是“政治不合格”，我有点后悔，不该没有坚持下去，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我曾想过，还是当个傻瓜吧！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理想与前途，爱情与奋斗，都跟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正如歌德说过：“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那时我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这个“恶习”始终没有变，我每天抱着书本从家门口进进出出。在别人眼里，这其实也是没出息的举动。对我来说，却是靠着书本才挺过来。因为读书，我才能净化精神，陶冶情操，没有在困境中被压垮。在书里我可以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并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公，终有一天会结束。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个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也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果真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明天”我准时去找他。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的“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何时呢！后来还是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进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种权利的。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活。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仍然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