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完毕，自然是一些人要站起来批判，当时叫“帮助”，那连珠炮似的发言，象是一阵冰雹没头没脑地打过来。首先是团组委介绍一段来他们所作的调查和公布我的“错误事实”：“大家知道何海生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我们要去他们的街政府了解情况，他竟连街政府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却一反过去，公开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从他写的大字报上充分显示出来。比如去年12月17日一篇题为《一道围墙》的大字报，贴在民主楼南面的墙上，恶意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独立王国’，胡说我们干部已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同日又一篇《没有调查研究》的大字报，污蔑基层干部像国民党的特务，借汇报坑害群众，上级又靠汇报批判群众。12月19日一篇《敢说话吃大亏》的大字报，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右”派分子是不懂得‘关嘴胜过关门’的道理，才落得悲惨的下场。最恶毒的是12月24日写了《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大字报有意贴在校长办公室前面的墙上。说什么‘辩来辩去总是共产党“正”，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充分，最后拿立场一压，就盖棺论定，容不得你再申辩’。还说什么‘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就象国民党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我不禁大吃一惊，对于当时大字报的日期和内容，他记得如此清楚，这不是早就记上账了吗？但是不是我的原话，有没有断章取义，我也糊里糊涂。当时是即想、即写、即贴，连个底稿也没留，关心的是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符合写论说文的要求，有时为了写文章的需要也凭空捏造一点，这哪里就代表着我“一系列反动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
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胸部猛烈地起伏，但是理智和那种场面告诉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学的发言出于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个意见，为什么把‘交心’也贴出来？不是说要保密吗？”是呀！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求所有团员要向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替他保密。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肮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们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了。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劫，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四、第一次“落取”
一场可怕的风暴过去了，留下的虽是残枝败叶和满目疮痍，可贵的是有一段相对的平静。1958年6月进入紧张的毕业复习考试。这种熟悉的生活渐渐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快活，希望重新在心头跳跃。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就象旅途中难免会跌倒摔跤，即使鼻青脸肿，目标依然存在，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赶路。我不敢怠慢，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时间，最后以各科总平均九十分点六的成绩毕了业，其中数理化的成绩都在95分以上。
七月份到泉州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不用说的，蛮可以被录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那时几个在“鸣放”中“表演突出”的同学都没有信心等待发榜，个别人没有参加“高考”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我却不然，始终不相信那件事会跟“高考”发生关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准能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把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发榜就去报到。
现实不�